由于民主党的“捧场”，佩林成为历史上最能吸引眼球的副总统候选人。她和民主党对手拜登的电视辩论，收视人口竟然接近七千万，不仅超过了麦凯恩和奥巴马的首场辩论，而且成为仅次于1980年里根-卡特辩论的历史上收视率第二高的大选电视辩论。可惜，在这场辩论中，佩林表现得如同一个临场考试答不出问题的高中生，有时对主持人提出的问题似乎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对政策把握这么低的候选人，在总统大选中，也许你一生只能见识到一次。

　　不过，虽然民调显示拜登辩论获胜，许多保守派仍然对佩林的表现大加激奖，很多下层选民也跟着激动。这已经不是一个政治家的魅力所能解释的，而是一个深刻的政治文化现象。一些保守派政治家一直强调，选民投票时所考虑的最重要因素，不是具体政策，而是文化。比如你是否尊重生命，你是否能不妥协地捍卫自由。2004年大选时正逢经济消沉，俄亥俄是受打击最大的一个州。有记者问失业的选民：“民主党的政策能够帮助你找到工作，你为什么投共和党的票？”对方回答：“工作丢了以后还能找到，但是信仰丢了就找不回来。”

　　这其实也是美国保守派那种文化改变政治的逻辑。1992年，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一，布凯南就大声疾呼：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场文化战争！他的文化战争的信念在1992年没有成为共和党的主流，但到2000年和2004年则两次帮助布什入主白宫。对许多美国的选民而言，政策是发生在遥远的华盛顿的事情，对自己生活的影响实在不可捉摸。难道民主党的政策真比共和党更能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吗？这一点连一流的经济学家们也没有定见。老百姓怎么能凭这个自己都捉摸不清的问题选总统呢？相反，文化问题，比如对上帝的信仰、对生命权利的捍卫等等，则是每天发生在自己生活中的事情，更能调动选民的感情。美国现代保守运动的祖师爷Berry Goldwater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写道：个人的行为对个人和社会的福祉有着重大的影响。一个社会要给这种个人行为创造最大的自由，并使之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换句话说，政府的责任是给个人创造最大的选择余地，保守主义的精神是要鼓励最大限度的个人责任。

　　把政治的核心问题从政府移到个人层面，政治问题就变成了文化问题。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所以，佩林懂不懂政策，不是这些选民关心的核心。他们关心的是“她是否代表我们的价值观念”。麦凯恩要靠她来调动保守主义的政治热情，稳定自己的后院。

　　可惜，一场金融风暴，把这种文化战争的战略吹得阵脚大乱，也显示了这种文化性的保守主义已经成了强弩之末。Berry Goldwater也好，里根也好，其政治口号虽然简单，但背后有着深厚的政治哲学，并能够将这种哲学落实到具体的政策(至少里根是如此)，在政治上有创造性。布什和佩林，则几乎只能作“草根秀”了，模仿一下里根，却丧失了政治上的创造性。他们的成功，并不是靠他们自己，而是因为自由派精英不能放弃“新政知识分子”那种自以为是的习惯，下层百姓也需要自己的代言人。

　　也许布什和佩林都是不称职的代言人，但是他们的社会基础还在，而且颇为深厚，日后更加称职的代言人几乎会不可避免地涌现。要知道，即使是经济大萧条最多也就持续几年，文化周期则比经济周期长得多。一个政党如果在经济政策上赢而在文化上输，则难以高枕无忧。因此，在可见的未来，保守主义政治依然是塑造美国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