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东勃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会议公报用较大篇幅提出了发展现代农业的目标，阐释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并郑重承诺，到2020年使“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在全球经济面临严峻形势，国内经济形势也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这非常令人关注。

　　发展现代农业要求有一个经济上更加独立、更加组织化、抗市场风险能力更强的农民群体。顾名思义，发展现代农业，就意味着改造传统农业。根据我国目前的人均耕地状况来看，我国仍处于小规模农业发展阶段，从广义上来理解，也可以将其简称为小农经济，这是传统农业的首要特征。经营规模偏小和耕地细碎化越来越形成对发展现代农业的制约。即便在如此狭小的土地上，为规避风险，农户往往还“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生产多种农产品，这样，在产品规模上也不占优势，只能是作为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中的一名价格接受者。小农经济的生产经营方式必须改变，否则无以适应入世后我国国内对农产品需求的新变化，无以抵御国外农业的激烈冲击。改变的方式主要在于对小农的自愿联合保持一种开放和支持的态度。

　　发展现代农业要求各项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和劳动力的顺畅流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实践中推行了三十年，这三十年当中最大的变化应当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和发展二三产业、扩大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是双管齐下的。需要指明的是，尽管目前我国已形成两亿多人的庞大的农村进城务工群体，但这实质上只是两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固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引以为豪的一个巨大成绩，但城市化在吸纳和分流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农村人地矛盾紧张的同时，也对农业用地进行着蚕食。到了某一阶段，我们已很难判断出蚕食农地的边际损失和创造就业的边际效益孰大孰小了。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发展和现代化历程中，考虑到国际农业种植结构和布局，我们不能不坚持较高程度的粮食自给政策而不敢轻易地主要寄望于粮食自由贸易。这就构成了城市扩张和保护耕地之间在某一时点上不可避免的冲突。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在两亿多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仍然没有获得正式的身份确认、享受普遍的国民待遇并拥有长期可靠的预期之前，大部分人甚至宁可使农地抛荒也未必对农地流转乐观其成，这样就留下了一个可以返乡务农的“尾巴”。这种劳动力转移当然是不彻底的，随时可能逆转。学界对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当然可以质疑和研究，但是如果农民的主观感觉告诉他们土地是重要的，其他人就很难左右。面对这种复杂局面，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利用政治权力大肆侵吞农地搞“招商引资”的政绩工程非常普遍的时候，就不宜贸然地公开鼓励过度的农地集中和通过政府行为去推动这种集中，可能比较稳妥的做法还是如十七大报告中所提到的“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发展现代农业还需要与扩大内需的基本经济政策结合起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对农业对扩大内需的贡献方式的认识相当单一，“深入挖掘八亿农民的广阔市场需求”一类判断充斥媒体。我们还没有认识到作为一项朝阳产业的现代农业，能够通过其向上下游的延伸扩展，衍生出种类何其繁杂的产业链条和经济机会。这是我们在多年之后重申立足于“扩大内需”的时候需要深刻思索的。目下所处的变革时代是中国几千年未曾有过的农业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点，即持续上升的大规模非农就业、持续下降的人口自然增长以及持续转型的食物消费和农业结构。这三大变迁的合力将使长期以来务农人数第一次显著下降，而这样的下降又正好与农业向相对高附加值和高劳动需求的产品转型相同步，其结果必将带来农民人均劳动和人均收入的提高。这的确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更是推动中国走出小农经济困境的一次绝好机会。政府在这个历史际遇面前应当顺势而为，夯实现代农业的基础，为中国农业的长久发展和中国农民福祉的切实改善作出持续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