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舸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杨帆因卷入同事学术失范事件的纠纷，近日被学校要求停职检查。据悉，一起受到同等处分的还有该校涉嫌抄袭的商学院教授金仁淑。随后，杨帆在自己的博客发文《我是如何在金仁淑事件中间被捆绑陷害的》以作辩护，事件真相在莫衷一是中无法得以辨析。(10月13日《北京晨报》)

　　事件真相之所以无法辨析，原因就在于对于此类学术丑闻的起源、处理及结果，始终围绕着层层说不清、道不明的“阴霾”氛围；在于处理程序局限于传统的自查自纠，本应利益回避的某些关联者不仅没有置身其外，反而成为调查举报者的权力掌握方，更使得真相扑朔迷离。对此，笔者认为只有建立公开的调查机制才能获得足够长久的制度生命力。

　　公开的调查机制要解决“谁来调查”的主导权问题。无论从国际惯例还是社会趋势来看，由学校或行政管理机构单方面控制调查权的单一模式，转向由学术专业人士、舆论媒介、技术官僚乃至普通民众组成的共同模式，至少能解决权力自控无法避免的幕后交易、利益寻租现象，防止对学术腐败的调查最终因各种干预衍变成更高层级的权力腐败。

　　这就需要完善其中的权利自治程度。举例来说，参与调查的学术专业人士不仅应当从其他院校机构随机抽调，保证身份界定不被人为预定，更要拥有自由发言、坚持真我的权利通道，将其学术理论、专业能力合理科学运用于调查过程中，对理性工具的智慧运用最大化。如此要求行政权力保持与学术调查的“距离感”，不会对学术专业人士的调查及结论发射场外信号，导致专业人士迫于重重压力下的违心之为。

　　媒体民众的积极参与，也将使得学术丑闻的“陪审团”组成更加多元壮大。

　　舆论拥有天然捕捉真相的本能，民众虽然在专业知识层面较之专家学者稍逊，却依然在道德传承、公共监督上占据群体优势，通过舆论曝光、民间举报及民意论证等程序，将对某些惯于营私作弊者构成强大压力，形成对权力管制的外部制约。

　　自由开放的调查程序、多元顺畅的调查渠道，方能铸就不负众望的公开调查机制。从更长远的发展而言，调查组必要时还可以提请司法机关的主动介入，让涉嫌腐败交易的学术丑闻走向依法治理，让所有问题暴露于阳光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