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龙

　　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中国的改革再一次从农村发力。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基本建立。舆论普遍认为，随着一项项极有含金量的措施的陆续出台，中国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步伐将不断加快。

　　30年前，发轫于农村的土地改革掀起了中国改革的篇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为土地政策松绑，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在根本上解放了生产力，使农村得到了发展。以数字为证：30年来，我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4140多元，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79万。这些数字真切地反映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成果。

　　但是30年后的今天，随着国内市场经济的渐趋成熟，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以及农村城镇化，农村面临着“空心化”的危机。一切表明，家庭联产承包制可以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但却提供不了农村发展的后续动力。今年8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城乡居民收入比例达到3.33:1，东西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日渐加大的事实提醒我们：农民虽然是改革开放的“绝对”受益者，但和城市的生活水平相比，他们的“相对”受益却很小。究其原因，乃在于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使得很多地方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把城乡作为一个整体来通盘考虑，而农民受土地的束缚，也很难真正流动起来。

　　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提升较慢，难以享受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同时农村的落后最终也会拖累城市，使城市发展特别是城市经济发展也面临后劲不足的问题，最终必然会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如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藩篱，十七届三中全会给出了根本对策：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无可否认，在过去的几年里，政府相继废止了农业税，免除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扩大农民参加医疗保险覆盖面,使农民得到较多实惠。然而，在统筹城乡公共资源的分配上，在国民待遇的享受上，城乡户籍的区别对待依然很明显。很显然的例子，城市居民可以自由流转自己的房产，可农民却不可支配自己的土地。更不消说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上，农民都不可与城市居民同日而语。

　　这一方面与政府的投入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土地的不可流转有关。受土地的束缚，农民虽然可以自由流动到城市做农民工，但却享受不了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因为他的一切保障都蕴含在自己的土地上，可是这片土地却并不能带给他相应的权益与保障。

　　所以说，土地改革就是打破城乡的二元分治，让农民的土地自由流转起来，把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相应的就是让农村由单独的土地保障转变为系统的体制保障，这种体制就是城乡一体化的统筹发展体制，是落实城乡居民同等国民待遇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