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涌(旅美学者)

　　十几年前，Lester Brown出版了一本耸人听闻的著作《谁来养活中国？》，一时间震动西方。该书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农地不断被侵蚀；与此同时，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肉食量增加，而肉食在提供卡路里上比谷物的效率要低很多，比如七磅的谷物才能转化为一磅的牛肉。这样，中国的崛起必将带来世界的粮食危机。

　　十几年后审视，世界粮食危机确实在出现，但远非中国独自的责任。印度、巴西的崛起，乃至世界人口的增加，都在改变国际粮食市场的供求关系。就中国本身而言，粮食供应基本还是能够得到保障的。不过，这并不能掩盖中国农业经济的危机。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中国拥有世界40%的农民，但仅有世界10%的耕地；结果是农业生产规模过小，影响了效率。中国的总劳动力中有40%是农民，但其创造的产值仅占GDP的12%。在粮食产量上，中国过去10年的年增长率为1%，美国则为2.5%左右。

　　可见，农业经营规模是影响农业生产率的最大因素之一。人均耕地少，劳动生产率就低，缺乏利润边际，阻碍了农业资本积累的增加，并进一步影响到技术的投入。这一根本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农民就很难脱贫。

　　不过，展望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机会也非常广阔：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人口增长放缓，特别是制造业的劳动力几乎到了顶峰，不久可能步入负增长。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加速城市化的发展，将是维持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同时，农村人口在城市化中流失，将增加人均耕地资源，为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创造条件。一句话，充分实现中国农业的潜力，需要城市的大力配合。

　　要完成这一巨大的社会经济转型、达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一个核心步骤就是在制度上保障农民最大的自由。这种制度保障，不仅在于完善和发展基层选举、让农民管理自己的事务、抵抗对农地的侵蚀，不仅在于允许土地使用权的自由买卖，也不仅在于取消城乡差别、让农民自由地在城市安居乐业，还在于给他们进城提供种种便利和服务。比如，在大部分发达国家，你随便到哪个城市，只要租了房或公寓，那么拿着水电公司给你的账单上写着的地址证明自己住在这里，就可以把孩子送进当地的公立学校，手续几分钟就办好，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这样的政策如果在中国被彻底施行，不仅可以使农民在城市安居，而且更保证了他们的下一代不再是农民。

　　中国国情特殊，还需要进一步的辅助措施。在未来几十年，几亿农民将涌入城市，形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其规模远比英国工业革命时代的城市化更为壮阔，所带来的挑战也更艰巨。英国工业革命时代，许多习惯于农村生活的农民，不适应城市的节奏和工厂的纪律，无法转化为高质量的产业工人，不少流落街头成为乞丐甚至罪犯，严重威胁了城市的社会秩序。中国大城市的一些问题，也与此有相似之处。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应该吸取英国的教训，主动采取措施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国家应该投入大量资源，对进城的农民进行教育和培训，使他们在短期内成为有技能的产业工人，迅速适应城市的生活，也为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提供必要的劳动力资源。为此，国家可以停掉许多不合格的博士课程，模仿国外的短期大学、社区大学的模式，把许多大学转化为服务于进城农民的教育机构。如今大学生找工作难，学历越高的求职越难，产业工人却越来越缺乏。我们的高等教育机构，为什么不针对这样的市场作出迅速反应？

　　当这些政策措施都到位后，大量的农村人口才可以更有序地向城市转移。农村在大量劳动力流失后，人均占有的耕地就会增多，规模经营就可以起步，并进一步推动技术革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自由创造秩序，秩序增进自由。中国的农村，正应该在这种自由和秩序之间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