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国松

　　经过九曲十八弯的波折，10月10日下午，为周正龙作二审辩护的两位律师在陕西旬阳县看守所会见了周正龙。这是周正龙一审判决后首次会见律师。这起本身很简单、却被人为复杂化的刑事案件中，律师会见当事人的过程，对于6月1日刚刚生效的新律师法，无异于兜头一盆冷水——在公检法这样的强势权力面前，法律不过是一纸空文，脆弱得不堪一击。

　　曾经饱受批评、被认为对律师执业管理限制过多的旧律师法，经过重新修订，在第33条规定了被视为积极的条款：“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有了法律规定，长期困扰刑事辩护律师的会见难、阅卷难、会见时被盯梢等问题，真的成了历史吗？以周正龙案件为例，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到一审检控、判决程序完成，受当事人家属委托的律师始终未能见到周正龙。一审期间，在辩护律师问题上心怀“小九九”的当地公检法部门，在遭到舆论的谴责后被迫从表面上妥协，允许外地律师介入上诉审。

　　但对那些试图“搅混水”的外地律师，当地办案机关显然感觉很不舒服，便竭尽所能刁难他们。10月6日，当周正龙的辩护律师携带全部手续，向羁押周正龙的旬阳县看守所提出会见请求时，看守所负责人称“周正龙案件特殊，要向上汇报”。律师苦等一天，得到的答复是：旬阳县和上级安康市公安局领导都在开会。

　　次日，律师再次交涉，旬阳县公安局政委和看守所所长出面对律师说：“对周只是临时看押，案子与旬阳无关，只负责把周正龙看好，别把我们当成敌人。”后来，看守所提出，必须法院同意后才能安排会见。律师奔波三天，也未能拿到旬阳县法院同意会见的手续。法院的理由是：合议庭成员外出办案没有回来。这期间，看守所还提出了五花八门的拒绝理由。

　　记得在新律师法修正案通过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主持了一个小型研讨会，被邀请的一方是刑辩大律师，另一方是某检察院公诉处处长。在谈到新律师法第33条时，这位处长说：“法律有规定，我们也有我们的办法。你要阅卷？可以，但保管卷宗的人今天不在，你明天来吧；明天你来了，对不起，卷宗被领导借去了，过几天再来吧……”就像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面对学界人士极力主张的增加审讯时律师在场的规定，公安部门的一位领导当场愤怒地表示：“你们要让律师在场，没问题！但我们公安机关审讯都是24小时不间断进行的，律师必须随叫随到；到了之后，可能要先审另一个案子，等着吧……”现在看起来，这种招数，各级公检法部门早就轻车熟路。

　　不仅如此，这位公诉处处长还说，检察机关执行的是刑事诉讼法，这似乎给了他一个强有力的挡箭牌。因为刑诉法第96条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而该条款与新律师法第33条存在矛盾，由此产生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刑事诉讼法是律师法的上位法，当两个法律冲突时，刑诉法的效力优先；另一种观点认为，刑诉法制定在先，律师法在后，新法优于旧法。

　　这种学理上的纷争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对刑诉法的修改已经列入全国人大的议程，那么，是不是刑诉法第96条修改后，与律师法内容达成一致，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呢？这样的想法恐怕“很傻，很天真”。

　　周正龙案件遭遇的会见难就是摆在现实面前的困窘之处。根据法律授权，律师持合法手续要求会见当事人，无需批准，但看守所却在没有任何法定理由的情况下，一再设置障碍。律师除了愤怒，还有什么办法呢？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可能根本无法进入立案程序；到检察院控告它？检察院也经常这么干，大家都这么干！

　　中国建构法治国家的致命软肋或许正在于此：有法律而执法者首先蔑视法律；有权利却只存在于纸上而匮乏救济程序。(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