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余恨

　　昆明市委市政府，否决了该市人事局出台的一项鼓励公务员下海的奖励措施(《生活新报》10月12日)。此前，昆明有媒体称，今后昆明市市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离岗创业，不仅将保留编制、职级3年，保留工资待遇1年，创业不成还可打道回府。此外，公务员自愿辞职创业的最高可获奖20万元。消息一出，引起很大争议，质疑的声音远大于认同声。11日，昆明市人事局在新昆明网刊出声明，关于辞职金、奖励金条款因没有获市委、市府的同意，暂不执行。

　　按照常理，昆明人事局此前出台的这一政策，明显地带有政府色彩。在媒体上报道，是想想试探一下舆论风向。在被占主导性的反对舆论撞了一下腰之后，昆明市柔软了身段，适时修复这一措施。虽然以一个“暂”字将其搁置，但毕竟没有强行通过，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民意对决策的影响，甚至是纠偏。

　　学者秋风针对美国救市措施的起伏跌宕，撰文指出，之所以如此一波三折，是美国社会依据理性与民意进行博弈的结果。他认为，现代政府治理既是理性之治，又是民意之治，二者缺一不可。具体而言，在政体架构中，行政部门更多地代表“理性”，立法机构更有资格代表“民意”。美国的“救市政治”，即是理性与民意妥协、折衷的结果。我认为这个分析是中肯的，也让人很受启发。

　　昆明市公务员下海政策的“转身”，同样可以看出理性与民意之间的互动。此前，人事局出台的相关政策，可以说是代表了政府的理性。推出这样的措施，不能说是没有一点道理：不如此奖励，不足以吸引公务员下海，不足以调动公务员的创业热情，也不足以精简臃肿的公务员队伍。但是，如果真要奖励了，则又存在着诸多弊端。理性与民意交锋的结果，理性暂时屈服于民意。目前的这一转身，没有让理性与民意的交锋变得更为激烈，没有让两者之间的分歧拉大，慢慢求同存异，再徐徐图之，这也是昆明市的“暂”不推行辞职金、奖励条款的原因。

　　联系到周正龙的上诉被批准、辩护律师被更换，以及上海杨佳案辩护律师的被换，我们均看到了民意发挥作用的趋势。当然，我们也同样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和民意的交锋，比如，陕西华县公安局破案受政府重奖的举措遭舆论质疑后，该局政委称舆论的批评是“闲人撒怨气”。

　　政府行政权力的强大，往往使得行政理性过于拔扈，以至于罔顾民意。华南虎事件就是理性过于强硬、偏执所导致的。真理往前多走一步，便可能成为谬误，而理性的独断便是非理性了。就当下的中国而言，“解放思想，就是解放表达权”这一理念极有价值，只有充分的表达，民意才能形成力量，并最终形成一种软制约力量，从而弥补制度架构的一些缺陷。

　　通过诸多热点事件，我们看到了民意的活跃，看到了民意代言机构(如人大、如媒体等)越来越积极的作用，看到了公民借助民意表达机制进行有理、有序、有力的政治参与，并渐渐形成了一种制衡力量。遗憾的是，在一些事件中，最能够代表民意的法律机构，却常常受到行政理性的支配，与民意拉开了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