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徐锋

　　“农民太苦了！”这是今年“两会”期间，递条子给温总理请求发言、在发言中3次流泪的杨志福委员的由衷之言；“不要从农民那里赚钱，农民太苦了！”这是2005年时任卫生部部长高强对医疗系统的警示之言。中国农村问题之复杂、农民生存状态之艰辛，历时已久，也素来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刚刚闭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更是把农业和农村问题作为主要议题，将其置于“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加以谋划。

　　此次全会重申，要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所谓“反哺”，顾名思义，就是回报，是一种义务和责任。新中国建立以来，依靠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工业化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启动资金，但同时农村经济无形中受到削弱；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知识程度较高的青壮年涌入开放地区大中城市打工，为城市经济大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同时也造成了部分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空心化”。两个历史阶段，两种付出和贡献。因此，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当我们有能力考虑产业结构均衡发展之时，这种“反哺”便体现为一种“还本付息”。

　　而若我们站在更高的境界来思考这一问题，这种“反哺”又不仅仅体现为责任、义务，更是中国社会进一步前行的某种必然——一方面，中国有8亿农民，要建设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农民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庞大群体，唯有让农业增收、农民满意，方能达致整体全面的和谐。因此从根本上说，这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城乡差距、产业差距日益清晰地暴露出来，客观地说，农业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这个“木桶”上的“短板”，不仅自身发展的相对速度嫌慢，也羁绊了整体经济的步伐。因此，中国经济要想得到更“有质量的”发展，不仅要继续推进二、三产业的发展，更必须回过头来对农业“拉一把”，以“先富带动后富”。

　　当然上面还只是从产业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若再结合当前国际整体经济形势，则提升农村经济活力更显紧迫。美国金融危机正在全球蔓延，各国实体经济是否将受影响尚未可知。作为外贸依存度超过60%的中国，一旦遭遇外需萎缩、出口锐减，开发内需将成为防止经济滑坡的主要手段。而作为消费需求“饱和度”更低的潜在市场，农村无疑比城市的内需“开发”潜力更大、机会更多。而很显然，要拉动农民消费，首先要让他们钱包更鼓。

　　如何让农民的钱包更鼓呢？其一，增收。通过工业反哺、城市拉动、政策倾斜“放活”、财政扶持，尽快促使农村和农业经济驶上快车道，让全体农民加入到致富主力军中来。其二，减负。虽然几千年的“皇粮国税”终于取消，今天中国农民肩上的担子前所未有地轻，但相对于城市居民，仍然较重——如生老病死、教育就业等方面，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显初级，无形中相对加大了农民的负担。对此，我们不仅要“少取”，更要“多予”，加大农村公共服务投入，让更多农民后顾无忧地轻装上阵，形成农村经济的新一轮创业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