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红漫

　　悄然间，10月16日再次来临，对于中国千万股民而言，这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一年前的10月16日，当上证指数创出6124点的历史新高之时，有谁能够想到在一年后的今天，上证指数却在为勉强守住1900点而苦苦挣扎。

　　正可谓“仓促岁月，世事如棋”，每次股市棋局变化都可谓有着万千差异。尽管市场趋势从熊及牛，再由牛转熊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只是对于具体的投资者而言，或者考验的是在市场高位坚决撤出的大智慧，或者就只能在暴跌中无奈支撑了。

　　单纯从此次由极盛转而暴跌的市况看，其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完全出乎意料。导致市场下跌的主因，几乎都是以往从未出现过的新因素：从下跌初期市场所担心的大小非问题，直至近期美国次贷危机的突然恶化，盖莫例外。而面对这些全新的外部因素变化，多数投资者甚至根本无法解读其实质，因此最终出现巨额投资亏损倒并不奇怪。

　　但另一方面，外部不可控因素的突变并没有突破周期波动的铁律，经济周期永远是围绕“萧条-复苏-繁荣-衰退-萧条”的步骤循例前行。周期波动固然无法改变，但是波动幅度却是可以调控和影响的。对于以维护经济和金融市场稳定为职责的调控部门而言，理应能够尽可能积极充分地预估风险，并且及时采取政策措施来缓解市场波动。

　　从A股市场一年来走势由盛而衰的全过程看，调控政策固然有着积极看点，但也不乏明显令人遗憾之处。

　　首先，去年“5·30”后，市场曾经对泡沫蔓延问题进行过反思，也一度显示出调控部门抑制泡沫的决心。但之后市场主力资金开始着力运作所谓蓝筹股，直至把“蓝筹泡沫”演绎到极致，最终把A股风险也推升至顶峰。而在这一过程中，“蓝筹”的帽子俨然成为价值投资的代言，甚至成为规避调控政策的法宝。市场投资唯政策导向是瞻，并且据此而变味为恶意炒作的理由，是为当年6124点泡沫被缔造的最大问题。

　　其次，在市场下跌初期，多数观点已经明确指出“大小非解禁减持”彻底改变了市场资金供求关系和估值体系，建议调控部门能够采取积极措施维护，使市场在后股改时期能够稳定着陆。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针对大小非解禁减持问题仍然缺乏一揽子方案。无论是大宗交易市场、还是拟议中的可交换公司债，都无法实质性解决这一问题。而对于市场普遍期望国有股主动延长减持时间的方案，尽管这一方案在法律上和市场效果上，都是最佳的选择，但或许囿于调控部门间利益的协调问题，始终未见积极推动。

　　第三，货币政策调控在方向和力度上低估了政策的时滞问题。面对所谓流动性过剩问题，从紧货币政策在一年多来几乎被运用到了极致。但依据一般货币政策效果看，从政策推出到最终政策效果体现，大约需要一年到两年的时间。而经济周期却往往会在政策效果真正发挥时出现转向，这一状况此次就出现了。美国次贷危机的集中爆发、中国股市暴跌已然消灭了货币的流动性，而恰在此时，实体经济的资金状况却在货币政策和信贷管制政策的共同作用下，达到极度紧绷状态。更为关键的是，本就不看好股市趋势的大小非，再面临着严峻的资金链条压力，最终的市场结果就是不计成本抛售股票，最终反而放大了市场的波动幅度。

　　当然，在前期市场首次跌破2000点之后，维护市场稳定的政策措施终于才应声而动，从“口头维稳”转而实质性的措施。只是就目前股市信心崩溃的程度，以及全球经济周期波动的趋势看，这些既有政策措施推出的时间嫌稍晚，而力度仍嫌不够。出于恢复市场信心、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目标，我们建议，其一，拉动内需是当下宏观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也是影响股市大趋势的根本原因，力行减税、产业鼓励等措施应尽快明朗并出台；其二，市场供求是决定短期走势和市场信心的关键，大小非和新股发行问题可谓是首当其冲，因此国有股主动减持设限、平准基金建立并入市、新股发行暂停等都是最为有效的维稳政策措施。

　　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看，短期的波动周期并不会改变向上的大趋势，因此上证指数的6124点在未来必然会被突破，而当下的问题是如何在经济长期向好与减少股市短期波动之间，实现有机的政策结合。以此而言，积极而符合市场逻辑的维稳政策，已经不宜再作任何无谓的时间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