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华拉

　　6岁女孩郭晓晓(化名)曾是河南登封市滨河路小学一年级新生，但她仅仅上了几天学就被清理出教室，校长说她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不是片区学生。但郭晓晓很渴望读书，最后她只好趴在窗户下听课，至今已坚持了20多天(《新京报》10月16日)。

　　印象中，穷孩子站在窗外求学的故事只在很多年前的旧书本中见过，但那是属于旧社会的事情，我的父亲也曾经向我讲述过这类陈年往事。在刚刚闭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彻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是一个重要议题，并被写进了会议公报。在此背景下，农民工的女儿被拒教室门外的新闻显得格外刺眼。

　　解释农民工女儿被拒校门外的原因，是简单的。不仅滨河路小学的校长可以拿“市教育局规定”说事，普通公众也懂得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是坚固的。但是，请不要以为城乡二元结构是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在现实中，打破这一结构的事例并不少见。例如，一个农民工如果有见义勇为的行动，或者对城市发展贡献较大等，很可能就被某个城市“奖励”一个户口。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宁波农民工杨晓霞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当地高校就破格录取了她。假如6岁郭晓晓的父亲也有一些这样的光环，想必她不至于从教室里被清理出来，“免费义务教育”对她而言也算是名副其实的。

　　可见，承担义务教育的公立学校并非不能接收农民工子女。用一句非常时髦的话来说，城市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就读，“天塌不下来”；用政策来分析，城市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也是合乎程序的——根据教育部与财政部的规定，接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的地区，有财政奖励。这意味着，接收农民工子女就读并不违反国家政策，但却可能违反地方政策。

　　作为公共资源的学校学位，就同城市户口一样，已经成了某些地方利益部门的“奖项”，它是不能随便给人的，只能用来获利，或者用来奖赏。如果你给足了“捐资助学费”，那么农民工子女读书难题立马就不成其为问题了。

　　既然我们党鼓励消除城乡二元的管理思维，既然国家支持公办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就读，那么让郭晓晓这样的农民工子女进入当地教室，既属于实质正义，也合乎程序正义。这一点，公共管理者当然深知。但出于利益的考量，一些地方政府将正义放在了次要位置。

　　农民工当然也是城市的纳税人，但户口性质的不同，使他们对公共财政只有讲贡献的份儿。不仅如此，在子女就读方面，贫穷的农民工还要佯作大方地“赞助”富裕的城市学校，“赞助”的词义在此发生了逆转。种种迹象表明，郭晓晓的事例顶多也只能让农民工兄弟真正心痛，要想刺痛利益部门的良知，极不容易。除非国家出台刚性的解决措施，厘清地方政府义务与利益间的矛盾，否则农民工子女被拒校门外的残酷现象就不会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