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季冰

　　从魏英杰的博客上看到，我的这位朋友这几日正身陷“掌掴门”的“口水漩涡”之中。

　　10月5日，阎崇年先生在无锡签售时被人扇了一个耳光。3天后，魏英杰在《上海商报》上发表了《阎崇年挨了“民族主义”一耳光》一文。文章认为，这桩令国人斯文扫地的所谓“学术肢体冲突”，其实质是“狭隘民族主义及其反对者之间的观念冲突”。斯言既出，可怜的魏英杰自己就在互联网上吃到了无数响亮耳光，至今余势未消。

　　我猜想我的另一位朋友于德清的遭遇也不会好到那里。因为他在魏文见报后的第二天在《新京报》上撰文说，阎崇年挨的这一耳光其实不应该记在民族主义的头上。民族主义实际上也是冤大头，是被以“愤青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拖下了水。于德清进而指出，“如果能够正视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那么谁也无法否认被激进主义绑架的民族主义的危险性。”在审理此案的舆论法庭上，魏英杰还仅是起诉了“狭隘民族主义”，于德清则干脆指名道姓地把“愤青”推上被告席。

　　我孤陋寡闻，对阎崇年及其学说所引发的争论知之甚少，不过我知道一件事情，发表言论是受宪法保护的，打人则是要受法律制裁的。这是“掌掴”事件中最大的是非。

　　客观地说，绝大多数掴向魏英杰们的耳光并不是冲着他们指责了打人暴行这件事，而是因为强烈地反对他们对这种暴行的解释。希望魏英杰们不要轻率地将批评(甚至辱骂)自己的人与掌掴阎崇年的人混为一谈，有一条自由的边界线将上述两种行为隔离开来。

　　仅就“掌掴”这个事件本身来说，我其实对魏英杰和于德清的文章都持保留看法。民族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思潮在当下中国确实暗涛汹涌，可是那些在网络上痛骂阎崇年和魏英杰的人，真是因为“民族大义”(这里应当改为“汉族大义”)而变得“激进”的吗？时评家张若渔的一篇文章泄露了些许天机：“‘为学术而打人’的背后反映的是一个或许更宏大的文化命题，即公共话语平台如何从一维走向多维、如何从文化专断走向文化多元。试想，如果《百家讲坛》上能有学者代表民间反对者发出他们的声音，而不仅仅是阎崇年在那里自说自话，相信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血压会平和理智很多。”请注意一下这篇评论的标题：阎崇年被打是一次学术压抑的喷发。

　　看起来，网上那么多人恶狠狠地喊出“阎崇年欠揍”的骇人口号，是因为他们在网下受了“压抑”。有人文绉绉地说，“阎崇年被打根源在于精英与草根话语权的不平等”。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凭什么你阎崇年能在中央电视台面对全国人民大放厥词，凭什么你魏英杰能在报纸上面对几十万读者振振有辞，而我却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我想揍你阎崇年！我要骂你魏英杰！于是，“掌掴”事件经过舆论的持续发酵，演变成了一场平民反对精英霸权的话语抗争。一位取名“轻车锐骑”的网友在天涯社区上铿锵有力地正告魏英杰：“这不是给民族主义一记耳光，而是给你们这些欢喜话语垄断而又胡说的人一记耳光。”这里顺便纠正一下这句话的语病，也许这位网友在写帖子的时候实在过于激动，我想他的意思应该表达成下面这句话才正确：这不是民族主义给阎崇年的一记耳光，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给你们这些欢喜话语垄断而又胡说的人的一记耳光。

　　然而，受到压抑的究竟是“沉默的大多数”未经表达和未被重视的观点，还是其他什么不大能够光明正大地说出来的欲念呢？

　　根据我对魏英杰和于德清的了解，他们都远不是什么精英分子。说到底，他们之所以被贴上“精英”的标签，只不过因为他们有更多机会在大众传媒上发表自己的观点罢了。由此应该可以得出结论：那些动不动就在互联网上气势汹汹地扔“板砖”的网友真正气恼的，其实是自己没有机会在央视露脸、在报纸上出名而已。他们并不能代表什么“草根话语”，他们甚至也没有什么一贯坚持的价值理念；他们被压抑的也不是什么“草根观点”，而是试图通过投机取巧博取名利的贪婪欲望。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一致的“精英话语”，更不存在与之对立的一致的“草根话语”。与其说大多数自命的“草根”代表憎恨的是“精英”，倒不如说他们恨自己没有能够早日跻身“精英”之列。他们中的少数人可能还会进一步发展出这样的逻辑：既然我不像你们那样有机会在电视和报纸上抛头露面，那我就要靠打你们和骂你们来赢得眼球。

　　另一位时评家肖余恨略显尖刻地道出了其中三昧，他在《掌掴阎崇年是不是被过度阐释了》一文中说，“骂名人可以出名，打名人同样可以出名，甚至出大名，说不定过两天，就有畅销书出炉了，书名叫《我为什么掌掴‘文化汉奸’阎崇年》，或者就叫《我与阎崇年的那些事儿》。”

　　可是我却想指出一个硬邦邦的事实：在大众媒体上发表观点是必须具备最起码的资格的，这与专业水准和个人机遇很有关系，而与“精英”和“草根”没有太大关系。

　　任何人都有权利发表言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人都具备形成有价值的独到见解的能力。公民权利保障一个人可以自由发言，但并不保障他的话一定会有人听。假如真有所谓“精英话语”和“草根话语”之分的话，那也应该仅限于涉及公共利益的政治性事务领域。在科学、艺术、学术和其他一切专业性领域，只存在“有水平的话语”和“没水平的话语”之分。按照时下那些二元对立的区分法，北京大学应该算是由精英组成的吧？难道只有把不识字的老农请上它的讲台与季羡林“平等”开课才算文化多元和不专断？同样，中央电视台的讲坛确实应该百家争鸣，但那里再怎么百花齐放，也轮不到缺乏基本学术水准的胡言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