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学泰(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能吃什么”需制度保障

　　三鹿婴幼儿配方奶粉含高量三聚氰胺，使得国人对国产食品的信心降到了低谷。

　　事实上，近二十年来，劣质食品屡有曝光。这些问题曝光以后，往往又是不了了之。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当中央电视台把畸形的大头婴儿展示在全国观众面前时，举国震怒，国务院派了调查组，追根寻源，可当地官员采取各种手段，最后仍是该惩罚没有得到完全的惩罚，该追究没有得到追究，该得到赔偿的，有的也没得到完整赔偿。这些事件的发生与结局使人们感到，劣质食品曝光也无济于事。这怎么不引起人们热议和忧心呢？

　　现在，许多城市人每天面临的，是还能吃什么的问题。因此，如何重建对食品的信心，是舆论界和公共权力必须思考的。而人们更多的是从政治责任和道德良心角度，讨论食品安全问题，对厂商和相关官员道德品质期待过度。我觉得要使食品安全得到切实保障，更重要的还是从制度建设入手，让无良厂商无缝隙可钻。

　　检测应多元化

　　如今，劣质食品已经不是初级阶段的掺石子兑水了，而是越来越有隐蔽性，很难用感官发现，往往要借助检测技术，因而食品检测技术是保证食品安全的关键。而食品卫生、食品生产的质量检测到底由谁来做？在1995年通过的《食品卫生法》和2000年通过的《产品质量法》中，并没有说只能或必须由卫生行政部门和政府质量监督部门做，而且《卫生法》、《产品质量法》只把这些部门的任务定在“负责监督管理工作”上，也就是说它们只是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可现实生活并不如此，凡是涉及食品的检测都是行政部门处在第一线，食品有无问题，由这些部门检测，出了问题也由这些部门发布。各种所谓“免检产品”、“优质产品”、“名牌”都由这些单位检验、评定、颁布……然而产品的质量并不因此得到确实保障。这样不仅检测的公信力下降，也消弱了这些“负责管理监督”行政部门的监管权威。当检测与“监督管理”合为一体时，自然会给权力寻租、权钱交易带来方便。另外，我国食品加工产业，绝大多数以中小型规模存在，有许多是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全面检测确实存在操作困难。

　　既往的检测中，社会的参与度很低，而且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实际上有些检测工作，某些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实验室也有所承担，但很少见这些有检测能力的部门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有等于无。

　　所以，在食品检验中应该提高社会参与度，可以尝试引进市场操作，实现食品检测的多元化，这是杜绝劣质食品泛滥的有效手段。试想，如果市场上活跃着一些资质合格的食品检测公司，消费者随时把自己认为有问题的食品拿到那里检验，零售商请它们把关，每批上市的食品请它们认证；这些公司定期把检测结果向行政管理部门汇报，由管理部门定期公布。检测在这里不是权力，只是一种工作，如有闪失，负有法律责任；老百姓也敢对检测说三道四，不会考虑是否得罪权力。这样，检测也易于透明化，检测经常了、透明了，消费者自然就安心了。

　　多元化的好处

　　这样做的好处有：第一，政府的监督管理更多的是仲裁问题，向社会证明厂商生产的是不是合格产品。如果行政部门一手包揽了仲裁和检测，让被检测者和公众怎么能够相信其检测的准确性呢？这与球员同时兼裁判的道理一样。这是办事规则。同理，公众同样也不能期待官员个个清如水，明如镜，即使真如此，也不应仲裁检测一担挑。

　　第二，在经济利益上切断了厂商与管理监督者的直接关系。许多地方大中型国营或股份制的企业，与当地政府有着各种经济联系，食品质量的监督管理部门是政府的一部分，它能不考虑当地利益吗？当它兼管了检测与仲裁，这种考虑难免会在工作中起作用。“管理”本身有法律条文管着，而检测最易上下其手。社会上的检测公司则很难想象个个都与被检测者有经济关系。

　　第三，这些合格的检测公司，有检测的能力和力量，同时有严格的法律约束，他们想与厂商勾结起来挣昧心钱也比较困难，厂商也很难用金钱买通所有的检测公司。检测公司之间也有竞争，问题食品比较容易发现。况且，这些民营的检测公司生活在民间，自然了解各行业潜规则，在竞争之中，潜规则也较容易突破。

　　第四，检测力量加强了，那些众多的、最易出问题的中小食品企业也能关照到了。

　　那么，行政监督部门的检测要不要了呢？也要，它是仲裁公正的保障，也是食品检测的最后一关，特别是市场检测有争议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