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司徒望

　　10月10日有媒体报道说，教育部某副司长在一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999年决定的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太急促，并承认“造成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困境”，今后高校扩招步伐将放缓。

　　不料，教育部新闻发言人10月13日向新华社记者表示，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根本没有说过扩招太急促导致就业难等话题，个别媒体曲解了该负责人的谈话内容，并作了渲染和歪曲报道。(10月13日新华网)

　　报道“严重失实”当然不无可能。不过，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似乎应该明确告诉公众，究竟这“个别媒体”是怎样“曲解”了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的谈话？

　　令人遗憾的是，从报道中看，这位发言人语焉不详。

　　发言人还特别再次提到了“我国高教规模跃居世界第一”。当然是希望用这个所谓的“规模世界第一”来证明高校扩招政策的合理性。

　　但我们需要请这位发言人回答：如果说“规模世界第一”就能证明扩招政策的天然合理性的话，那么，请问教育部如何看待全民大炼钢时期我们的炼钢“规模”？每家每户都炼钢，这“规模”世界上有哪个国家能比？但在这个“规模世界第一”的背后，质量究竟如何？其效率又是如何？

　　显而易见，如果教育部真想用事实来证明高校扩招政策的合理性的话，仅仅摆出“规模世界第一”的事实是远远不够的。教育部至少还需用更翔实的数据告诉公众，这个“规模世界第一”的高教系统，其投入与产出的对比究竟如何？而眼前更为紧迫的问题是，教育部需要用有效措施和行动来解决目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困境，否则公众也不会那么殷切期望教育部能在高校扩招政策上主动承认失误。

　　从整体政策而言，高校扩招是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走向大众化的必由之路，这个政策的目标或者说目的本身并没有错。但是，目的正确并不天然证明手段就正确，在执行扩招政策时的“大跃进”方式以及大学的官僚习气却是亟须我们反思的。

　　我已撰文指出，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困境未必是高校扩招政策本身造成，事实上反映的是经济体系吸收能力以及大学人才培养方式因官僚体制惯性而在扩招后无所作为的困境。对教育部而言，经济体系的吸收能力当然与它并不直接相关。但作为一项政策的制定者，它必须考虑这些相关因素或者说应该有一定的预见性。既然说高校扩招“政策的出台既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心血来潮”，那么我们需要反问一下，当时是否已经预见扩招会造成大学生的就业困境问题？如果没有预见，又有什么凭证可以说明当时这项政策决策论证已经很充分呢？如果预见了，怎么迟迟不见出台有效的措施？难怪熊丙奇先生以及童大焕先生会说教育决策缺乏科学民主以及大学缺乏自主决策。

　　而对于高校的官僚习气问题，教育部作为上级行政领导部门，即使不负直接责任，是否也应有一个领导不力、监督不力之责？

　　事实上，说高校扩招政策本身将能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知识贡献和人才支撑，我想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异议。但是，对于目前中国高校扩招政策的执行情况，公众的疑虑却是重重，舆论之所以屡次发难，不外是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和失落，更重要的是希望作为决策者的教育部能够正视问题的存在，或许在这个时候，亡羊补牢还为时不晚。否则的话，人们有理由担心，一个沉醉于“规模世界第一”喜悦的高校扩招是必然会走向歧途的。

　　(作者系高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