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青

　　85岁高龄的谢晋在参加母校100周年庆典时猝然去世，引发了不少人的唏嘘。近来陆续看到很多的纪念和回顾的文章，但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不管是历数谢晋的拍摄史，还是讲述他的作品，一般到《鸦片战争》就画上了句号。其实简单搜索一下就不难发现，谢晋的最后一部影片是2000年的《女足九号》，但是却很少有人提起，就算提到也不过是当作一个年代和符号，没有人细说。

　　因为《女足九号》在谢晋的影片当中是不太成功的一部，当年上映之初就有观众认为，该片拍摄手法老套，一到煽情和情节起伏时便动用音乐、唱歌等来“助阵”，情绪设置也过于生硬，呈现出的是落后的思维与现代电影之间的矛盾。影片当时放映后，观众不买账，给信心十足的谢晋一个沉痛打击，让这位中国一号“大导”一度陷入迷茫。

　　当年的金鸡百花优秀学术论文奖获得者、著名青年电影评论家陆绍阳就毫不客气地对这部影片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说中国有两个吉祥的数字“5”和“9”，传统文化中就有九五之尊的说法，谢晋分别用它们拍了《女篮5号》和《女足9号》。前者是可以载入电影史的好片子，而《女足9号》则不值一提，两者不可同日而语。谢晋对中国电影的贡献到《芙蓉镇》就结束了，艺术家需要不断地创造新的东西，而谢晋对社会、对生活的认识还停留在过去。谢晋本身是个很真诚的人，归根结底在他无法突破自己，就如运动员跳高，总有自己的极限，到了一定的高度就再也上不去了。所以他虽然还不断地在拍片子，但数量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

　　我觉得这样的评价在谢晋去世后也不必讳言，所谓瑕不掩瑜，谢晋在中国电影界的地位并不会因为一两部作品的失败而减损，他对中国电影的贡献和影响力也不会因此而削减，但现在人们却是一味地自动把《女足九号》这块“瑕疵”遮掩起来。

　　是谁要求评论者如此做？好像没有人提出要求对谢晋要隐恶扬善，但是大家却一致达成共识，自动遵守这条原则，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中国向来缺少说真话的氛围，梁文道认为：“在中国今天的语境底下，我们习惯于虚伪，我们的虚伪如此地严重，甚至如此地制度化，讲真话也就代表了另一个极端。”谢晋的离世和媒体、网络渐次铺排开的报道评论就像一面及时的镜子，照出和放大了我们这个社会的虚伪。

　　往远里延伸，看国人的各种传记也是最难耐的一件事情。因为传记的作者通常是传主的后人或者学生弟子之类，通常都仰视来看，让普通读者的脖子也跟着受累。对传主缺少客观公允的评价，这倒跟坊间到处是相互吹捧抬轿子的文章的情境相吻合。延伸到死者身上就成了自动隐恶扬善，全然不知如此行事的坏处。

　　周作人在1934年写的《半农纪念》中写道：“我现在来写纪念半农的文章，固然并不想骂他，就是空虚地说上好些好话，于半农了无损益，只是自己出乖露丑……”隔着时空给纪念谢晋的人提了一个很好的醒。

　　两年前，导演兼画家陈逸飞倒在《理发师》的片场。在《理发师》首映式上，悬挂在上海影院的陈先生巨幅照片上写着：“他在天堂等待人间的喝彩。”语极煽情。但出席首映式的杨澜表示不喜欢这样的措词，她认为：陈逸飞不需要廉价的喝彩 ，人们不要以惋惜和怀念来代替对一件艺术作品的客观评判——这才是对艺术家的真正尊重。

　　陈逸飞不需要廉价的喝彩，难道谢晋就需要吗？谢晋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自有客观公允的评价，如果尊重他，请客观地评价他。那些空虚地一味说好话的人，于谢晋无损益，只是自己出乖露丑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