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燕农

　　贵州德江县委县政府下发红头文件，要求全县干部职工在规定时间内到本地新开发的“扶阳古城”旅游，每人150元的费用以福利待遇等方式支出。该县县委书记称，组织干部职工旅游采取的是一种行政主导下的特殊开发模式。当地出现了部门“倾巢旅游”的现象。(10月21日《广州日报》)

　　这注定是一起备受争议的事件，譬如行政权力是否已经越线；旅游费用即便以福利待遇的方式支出也关涉到纳税人的权益，是否经过了地方人大的审批；公职人员是否有这种特权……但笔者更关注的是，公共权力的示范作用到底有多大？

　　公权示范原本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必要范本，否则只倡导民众而不作细密自律和表率示范，很容易沦为苍白、空洞而无效。正因如此，良好的公权示范需要至少把持住三个底线，一是行政权力不能越界而站在个别经济体利益之上；二是公权的公共代表性不能以偏赅全、以点带面；三是公权示范必须出于谋公而不能搀杂谋私的成分。

　　恰恰，德江县政府在致力于发展本地旅游业的示范行动上，触及了公权示范的底线。这种“特殊的开发模式”看起来扶植力度很大，但却站在了个别经济体的利益之上，并且搀杂了明显的谋私成分。更败笔的是，在德江公权示范支持“扶阳古城”旅游的过程中谋私的取向明显，这一点只能激起争议甚或抵制情绪。

　　公共权力在一定范围内总有臆想的冲动，相信自己可以主导一切，这或许是权力的原始本性，抑或是历史的沉积。但是下达“喝酒任务”没有捧红一个企业，公开喝奶式的危机公关也远没有严密的质检具有公信力，即使全县干部职工常驻“扶阳古城”，恐怕最多落得个德江县政府办公环境优雅。在一个开启了公众判断力之门的社会，公共权力的示范作用到底有多大，很值得思索——典范式的公权示范，有助于社会管理；暗藏败笔的公权示范，只能损害自身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