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仁宇

　　9月份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进一步放慢，从8月的10.1%减少至9月的3.1%，如果考虑到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33.3%的累计增长率，第三季度财政收入被称为“跳水”并不为过。

　　一种“减税空间论”使人们对这种正常的经济现象产生了恐惧。这种观点认为，我国和世界经济现在均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而政府救市则是在市场信心崩溃之后最后的选择。在政府的各种救市手段中，财政政策以其成名的拯救危机能力理所当然的成为首选，减税和财政支出都需要财政收入的保障，现在财政收入的下滑直接影响到财政政策的实施，进而影响到政府救市的能力。

　　政府救市的确需要一定的资金作为保障，但这种“收入减少影响支出”的言论并不符合现实。即使对于个人消费而言，所能支配的资金并不仅仅限于之前的收入，更包括个人信用所能调配的资金。个人如此，国家作为市场上最强信用的代表自然更不能以收入的多寡来判定其支出能力。通过财政赤字的方法渡过经济危机，不仅是我国更是世界各国应对危机的常用手段，恐慌情绪大可不必。

　　与个人借贷不同，国家的信用还可以赤字的形态表现，只要财政赤字保证在一定标准之下，我们就可认为是安全的。从另一个意义上看，财政安全的标准也可被看作财政政策的空间底线。所谓3%的国际通行财政赤字警戒线的说法并不科学，它源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欧盟成员国的一个约束性规定，目的是为了保证欧洲统一经济区的稳定。所以它首先针对发达国家，其次要求较高，即便是欧盟的核心德国也经常处于3%的标准之上。而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国家应有更大的财政弹性。即便用3%的标准来考量，2000年以后我国财政收支状况也一直处于健康区间。

　　赤字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所以发债空间也可被算作财政赤字的缓冲区，通过发债我们可以获得进一步的财政汲取能力。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国债余额占GDP(国债负担率)60%以下被看作可控，而我国现在不到20%的国债负担率表明我们有着充裕的政策空间可供财政政策选择。简单计算来看，我国的财政政策可以动用的资金理论上可达GDP总量的40%以上。

　　以上的一些所谓国际标准均是成熟国家依据本国情况制定，简单套用恐有适应性问题。其实所谓政策空间之说，就是财政政策的正负效应相抵为零的临界点。积极财政政策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其实质扩大了需求，其最为严重的负效应就是造成通货膨胀。若能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控制通胀，则所谓政策空间将有进一步的延展。

　　相关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货币化部门的增加、短周期的赤字支出投资项目、国际贸易逆差增长、政府征税举债能力提高都能够在财政赤字的情况下降低通货膨胀的程度，而历史上我国也具有运用财政政策工具度过经济周期的成功经验。所以我们认为，所谓空间并非真实的瓶颈，只要能够良好的处理赤字和通胀关系，克制债务货币化冲动，财政政策仍是在推动经济走出低谷的最佳方案。保增长的政策方向不应被财政收入的增减所禁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