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铭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一大成就，是执政者在实践中逐渐确立了对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全面认识。这种全面认识最重要的体现在于，执政党在新世纪展开了科学发展和建构和谐社会的政治进程，通过推出一系列社会政策来对冲市场社会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尽力对与人类生存权相关的领域进行“去商品化”，让全体人民分享市场运作的成果，让社会各阶层分担市场运作的成本，从而把市场重新“嵌入”社会伦理关系之中，致力于建构一个告别“市场社会”弱肉强食时代的“社会市场”。

　　毫无疑问，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市场机制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机制的30年，也是中国逐渐深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循环的30年。市场化和全球化在当代中国发展进程中的正当性已经奠定下来，获得了极高的民意支持率。以此为基础，现在问题的重心其实已经转移，什么样的市场化和全球化才真正有利于全体中国人的幸福，成为发展问题的新关键？这也是执政党告别片面发展模式，走向科学、全面和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的基本问题意识所在。

　　随着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众多民生难题以及非典期间公共卫生难题的浮现，中国社会展开的第三次改革大辩论的中心问题是要什么样的发展模式，要什么样的市场化和全球化(是公正的还是不公正的，是惠及全体民众的还是为少数人的，是破坏环境不可持续的还是顾及环境可持续的，等等)，而不是要不要市场化和全球化。这一呈现了民意流动趋向的大辩论，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内在转型有重要意义，它极大地支持了执政党向科学发展和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的转轨，大大拓展了政策制定与基层民意的互动空间。

　　中国改革向民生问题纵深的“闯关”，充分吸纳了要求国家力量出面应对社会差距扩大、社会分裂加剧等问题的强大民意，更清楚地把握了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正负两面效应，重新确立了国家力量在市场经济中的主动作为的正当性，并且开始了社会分红等促进社会公平的制度改革。更具长远意义的是，这一进程也大大促进了中国的民主建设，此后占社会大多数的基层民意在决策中越来越重要，不仅各级官员越来越重视通过网络等方式了解民意吸纳民意，而且国家民主制度建设也越来越重视民意代表结构与社会现实结构的对称，例如工人、农民和农民工代表在民意机构中的分量越来越重，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等等。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一次极为重要的内在调整，是邓小平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改革承诺真正得以兑现的关键一步。目前从美国开始爆发并仍在扩散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有说服力地显示了中国改革转型在促进社会公正、挖掘内需潜力等方面的政治远见，促使人们走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迷途，更深入地认识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多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