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军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未来的预期，决定当前的股价”。这是股票市场上价格形成的基本原理。眼下，美国金融危机引发全球股市忽上忽下，震荡不拘，预示世界经济滑向九里迷雾，充满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直接反映为实体经济的“买方不再”和金融经济的“贷方功能不全”。

　　当前，美国金融危机集中表现为“证券与银行并发型危机”。简单说，“证券危机”是典型的“借钱者”的危机；而“银行危机”则是“贷款者”的危机。“证券与银行并发型危机”，可谓涵盖借贷双方的“金融系统危机”。

　　事实上，2007年8月“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的证券市场功能紊乱，依靠发行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的形式一度停顿。如美国纽约证交所，截至当前已连续10周没有新股上市。这意味着企业扩张投资的融资渠道断裂，乃至直接影响新兴企业的诞生。

　　上世纪90年代，美国一度演绎了令全球羡慕的“新经济”。其主要条件之一，就在于美国拥有博大精深的金融市场支持，新兴企业可以随时上市融资，确保融资成本最低。这也是一度促使日本积极改革金融体制的根本动力之一。

　　而眼下，直接金融体制出现障碍，企业融资无门，不得不回归以银行为主的间接金融体系，谋求资金支持。而问题是，随着危机扩散、深化，并向银行领域传导，银行市场功能再陷瘫痪。美国的证券、银行两大体系同时出了毛病，导致整个金融体系功能失调。这样，银行间资金往来极度谨慎，银行对企业的放款相当吝啬，甚至欧洲市场一度出现美元资金供给停顿的罕见现象，日本市场也出现了对外资银行融资利率上升的金融保护主义倾向。“贷方功能不全”暴露无遗。

　　由此，以美国为震源的金融危机，自然开始表现为全球性的“美元流动性”紧缺。

　　二战后，国际货币体制事实上表现为“美元体制”，不管是1971年前的布雷顿森林体制，还是1973年后的事实上的“美元体制”，美元一直扮演着全球“轴心货币”。纽约市场通过向全球供给“美元流动性”，维持着美元的霸主地位。

　　如今，美元流动紧缺，意味着国际贸易、金融交易的结算货币、外汇储备货币，以及外汇市场上的媒介货币短缺。这必将透过国际金融市场，使国际贸易、资本、外汇交易的结算与国际债权债务的清算出现功能性障碍，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威胁美元的霸权地位。

　　从源头上看，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主导的“金融资本主义”模式的破绽，其导火索则是“住宅泡沫的崩溃”。而住宅泡沫的崩溃所形成的“反向资产效果”，又直接引发了“消费泡沫的崩溃”。

　　众所周知，美国经济的最大特点是消费旺盛，甚至举债消费。截至今年8月，美国的个人消费已占GDP的70%以上，堪称支撑美国经济的台柱子。2000年中期，美国的IT泡沫崩溃后，格林斯潘主导的美联储连续降息，推升住宅价格上涨。在住宅价格上涨的同时，利率不断下降，美国的个人消费者可以灵活运用“新旧房贷置换”，形成消费资金活水不断的好局面，即形成了“资产效果”。正是依靠这个“资产效果”，才形成了“消费泡沫”，由此，支撑了美国经济迅速摆脱IT泡沫阴影，快速复苏。美国经济的旺盛，推动世界经济走向了所谓的“黄金十年”。

　　而眼下，住宅泡沫崩溃，刺破了“消费泡沫”，当下，美国个人消费紧缩到GDP60%左右。美国作为全球的“最后买主”开始“收紧钱袋子”，使世界经济出现了罕见的“买主不再”的局面。支撑市场经济的两大支柱同时动摇，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恐怕将是悠远绵长的。

　　面对这种局面，尽管日美欧政策当局都表现出要动用公共力量缓解危机形势的动向，甚至日本开始考虑扩张财政，重新找回凯恩斯的政策手段。但眼下的情况正如危机波及所表现的，全球化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快速终结了，相反，全球化反而进入了新的时代，即新兴国直接参与，并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扮演主角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企业跨境活动，甚至跨境垄断，产业内贸易规模急剧扩展，远远超过了产业间的贸易量。这意味着传统的扩张财政政策所产生的“产业关联效应”必将随着企业活动的全球化，而犹如“撒胡椒盐”一样在全球“散布”，很难确保其留在"自己家里"。显然，这种“薄而散的财政扩张效果”也很难形成立竿见影的“实际有效需求”。对此，如何找到走出金融危机迷宫的出口，恐将不是很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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