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国松

　　重庆警方80天逮捕近万人，部分看守所爆满。突然看见这样的新闻，在极度震惊之余，我的第一个疑问是那里出了什么突发事件？但山城一如全国各地，社会秩序并没有发生任何异动。

　　重庆市警方何以大动干戈，以至于部分看守所人满为患？据10月22日《重庆晚报》引述重庆市公安局公开通报的情况：从今年7月10日至9月30日这80天里，全市公安机关共破获刑事案件32771起，破获年内案件25931起，查处治安案件52671件，执行逮捕9512人，打掉恶势力案件92起。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说：“仅9月份就破获案件11925起，打击处理7610人。”

　　与今年粮食总产量增加了多少亿斤、农民纯收入增加了多少倍的数字相比，重庆市公安局提供的这一组被视为打击犯罪的战果的数字，无论如何也难以让人激动。这使得我下意识地想起了不久前发生在辽宁的事情——2008年6月初，辽宁省公安厅在全省“打黑办”主任会议上，与各市签订了一份“警令状”：“在奥运会召开前，全省各市公安机关必须打掉一个以上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各县(市)、区公安机关必须打掉五个以上恶势力犯罪团伙。”

　　辽宁省到底有多少黑社会犯罪组织？打黑也能按照量化的数字分配任务？如果某市、县没有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恶势力犯罪团伙怎么办？这是各市、县警方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否则，他们可能因为完不成任务而被罚。

　　依照上述逻辑反推，可向重庆警方发问：重庆警方80天逮捕近万人，是否表明犯罪行为暴增？如果犯罪行为暴增，当地的常规警力到底干什么去了？从犯罪学的角度说，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不仅无法杜绝，而且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既然犯罪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那么，对付犯罪的手段，也必须以常规的力量，保持对犯罪行为常备不懈的威慑，从而将其控制在一个社会能够承受的范围和幅度内。但是，重庆、辽宁所出现的由警方“批量破案”活动所折射出的犯罪行为“批量化”问题，已经超出了犯罪学上的定义，属于非正常现象。它所暴露的问题，则是当地警方平时对社会治安和犯罪控制不力，疏于防范。

　　重庆警方在两个多月内能够以生产线的速度破获32771起刑事案件，打掉90多起黑恶势力，辽宁警方高层以“警令状”的形式分配打黑任务，似乎说明当地的社会治安基本面早已背离了正常轨道，最后只能采取这种“大跃进”的方式突击治理。经过突击治理之后，当地的社会治安情况立即实现好转，必在意料之中。接下来，在两三个月的突击行动中人困马乏的警方，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新一轮的犯罪或将悄悄滋生，一旦大规模发作，警方将不得不再次集结兵力……久而久之，我们对付社会犯罪的路径，就会陷入当年北方游牧民族犯汉的局面——集中力量打它一下，消灭它的大部分有生力量之后，它只好缩回去，休养生息；在汉军放松之后，三两年后再度杀来。

　　发端于1983年的第一次“严打”，因应的是“文革”结束、大规模知青回城等带来的社会急剧转型等前所未有的重大问题，虽如今受到法学界的批评，但在当年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现在，整个社会处在一种较为常态的局面下，如果我们仍然沿袭“运动式思维”，把当年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手段作为控制犯罪的基本措施，由此所带来的负面效果，不仅无助于减少犯罪，而且可能造成对法治、尤其是对程序正义的危害，必须彻底抛弃。(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