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克友

　　在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发布后，先前对农村土地改革的一些争论告一段落，但仍有一些误解之声不绝于耳。比如，有人认为“原本舆论担心的资本下乡明显属于触犯红线的禁区”，认为在土地流转中，外来的“大资本必须退出”。

　　可是，通读《决定》全文，实在看不出来，“资本下乡属禁区”体现在哪里，相反，倒是处处有“资本下乡”的影子。比如，“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流转给谁？谁来规模经营？不正是包括外部资本主体吗？又比如，“经批准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非公益性项目，允许农民依法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开发经营”———没有外部资本参与，“开发经营”岂不是一句空话？

　　当然，《决定》在肯定资本参与的同时，非常强调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这些都是应有之义，但何曾要将下乡资本“拒之门外”？

　　一些人对于“资本”的恐惧，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和偏见。资本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它不过就是能够在未来产生现金流的本钱。从工具理性来说，它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当然，资本具有逐利性，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它会追逐最大化的利益。可正是这种逐利性，进行着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着更高的生产效率，推动社会财富的增长。

　　对资本匮乏的农村发展来说，这种重要性更加凸显。没有资本的长袖善舞，所谓规模经营、农业现代化、农民增收都是无源之水。事实上，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并非只体现在户籍制度、公共产品分配等社会政策上，更体现在一个城乡二元的市场机制上。目前，我们的产品市场是城乡一体化了，但是要素市场，尤其是土地、资本市场上，却具有明显的城乡二元特征。这种要素市场的二元体制，不仅不能实现真正的以城带乡、以工哺农，反而通过一体化的产品市场，造成农村源源不断的资本“失血”。这次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实就是要打破这种要素市场的二元体制障碍，对农村进行资本“输血”，从而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下乡资本”不是洪水猛兽，而是雪中送炭。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的一个说法可以为“资本”正名。他说，人力也是一种资本。照此说法，对30年前那场农村土地改革可以这样理解：正是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人力资本的潜能充分释放，带来了农村生产力的大解放。但如今，在现有制度约束条件下，这种人力资本的能量释放已经后继乏力。这时，需要打破一些制度障碍，通过引入外部资本，来和土地等要素联姻，实现农村生产力的第二次解放。

　　当然，在和资本博弈过程中，一些人担心处于弱势的农民权益受到伤害。其实这些问题，农民自己考虑得比专家多，而且多得多。真正到农村去看一看，就会发现，他们对资本的态度，比一些“叶公好龙”的专家更积极。如果他们不能有利可图，自然会对资本说NO。

　　核心的问题只在于：农民是否真正拥有更充分的土地产权和市场选择权———而这恰恰是此次农村改革的一个重点。实际上，没有什么比一个产权明晰、公开透明、充分竞争的市场更能保障农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