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伟

　　生于1978年，我与中国改革开放同龄。三十年过去，我已进入而立之年。回顾我的成长经历，可以从一个小人物的视角切身感受中国改革开放引发的三十年巨变。在我看来，中国改革开放大致经历了这样四个阶段：

　　1978年至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前期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进入了华国锋执政的五年“过渡时期”，有人亦称“后毛泽东时代”。对于以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对于当时刚满10个月的我自然无从知晓。不过，在我零星的记忆里，依稀有一些“旧事物”。比如，浓重的军事和准军事化的印记。再回首，真的是“换了人间”。

　　80年代中后期：农村掀起第二次革命

　　1985年秋，我开始进入村办小学。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从那时起村里渐渐发生了变化，尽管当时我根本不清楚这种变化的重大意义和对未来生活的影响。但父亲职业的变化，带给我们家的日子确实是越来越好了。

　　我的父亲大约是在改革开放的前夜从部队复员回乡务农。我四岁时负责照看比我小一岁多的弟弟，而父亲母亲似乎整日在田地里劳作。上个世纪80年代初，父亲的同村战友与人合伙创办了村里第一家集体企业，父亲母亲在农闲时也都去村办企业打工。父亲的战友成了村里罕见的为数不多的“万元户”，父亲母亲也从村办工厂里领到了第一份工资性收入，第一次领到电子表和类似风雪衣的服装之类的福利，这在以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彻底摆脱穷困进而过上富裕生活的欲望激励父亲作出了大胆决定，和少数农民走出乡村外出打工，由此开启了父亲20年的农民工生涯。起先是在铁路上，后来基本是在公路上，父亲成了筑路工。父亲在铁路打工时，我们家第一次吃到了绿色塑封包装的方便面，对于新型食品，我们连说明也没看，就一股脑把十几袋儿都倒到锅里像做家常面一样地煮了，不过味道却是前所未有的香甜。之后，我家开始大规模添置家具，逐步有了组合柜、双人床、沙发、电视机、录音机，等等。父亲也从打工者到领工员，直到做了小包工头，我们的家境一天比一天好。

　　1997年以后：中国流动起来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对于身处农村的小老百姓而言，感受真切的是人的流动性。我上小学，可以与同村孩子一起玩耍；我上初中，可以和全乡的孩子在一起，像镇上农民三六九赶集一样；我上高中，可以和全县的孩子在一起，像是县上举办物资交流大会一样。直到我1997年考上大学，我才与外市、外省的孩子有了交流，才步入了城市的生活。第一次到同学家的楼房里，也有过找不到茅房和蹲在座便器上拉不出屎来的窘相。在我看来，改革开放最大的特点是流动性，一是人流，比如民工流和学生流；二是物流，比如商品流和信息流。只有流动起来，打破行政区划和城乡界限，才是真正的改革开放。

　　进入新世纪：对病态现象的反思与抉择

　　2001年，我大学毕业，开始走入真正的社会，也开始反思与抉择。我是实行“双轨制”后的第一批毕业生，国家不再包分配。尽管我也几进几出人才市场，结果一无所获。但我还是很庆幸，最终一个意外的机会，让我在家乡张家口市不太费事地找到了工作，虽然也走了招聘的程序，但结果几乎和分配差不多。而这一切却是缘于国家对贫困地区的特殊政策，叫我赶上了。

　　工作上比较顺利，找对象也还顺利，不久我的女儿出生了，然而接踵而来的是女儿的生病，也叫我头疼。第一次给女儿输液她才十个月大，到现在两岁半了，已经输了三四次液，而每次都要花费上千元，这让我心力交瘁。在我同辈人的父亲和孩子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渐渐地我意识到，我们的社会生“病”了—2003年那次的非典就是个转折点。我们党敏锐地意识到那不仅仅是一次危机，而且暴露出我们发展的思路和模式的症结。生存环境和发展前景的压力，逼迫我们进行反思，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改革开放30年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将会遇到更加严峻的考验和挑战。我坚信，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在与世界接轨的征途中，实现国家的崛起、民族的复兴和人民的幸福的前景更加值得我们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