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耕身

　　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工作报告时透露，2003年至今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判处的罪犯中，原县、处级以上公务人员4525人，同比上升77.52%。5年来全国法院从严惩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判处罪犯12万余人，同比上升12.15%，其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罪犯8056人，同比上升1.87倍。

　　从王胜俊报告的众多的数字中，提取到这两组关于“原县处级以上公务人员”以及“职务犯罪”的数据，足以表明中国过去五年来，在反腐败及整饬权力秩序方面的决心与成效，足够有力。这无疑是令人欣慰处。但与此同时亦应明白的是，王胜俊要向公众呈示的，绝不仅仅是一张只写满喜悦与辉煌的反腐成绩单。

　　之所以单单提取上述两组数据，不仅在于它们是滥用公权资源所导致的犯罪，更在于它们所呈现出的急剧攀升态势。每一种权力无不联系民生民情，无不对应民众权利，无不关乎政府公信，5年来全国法院判决的各种职务犯罪人数达12万之众、县处级以上公务人员犯罪率同比上升77.52%，这一事实表明公权力在行使过程中，曾经上演过怎样的滥权与贪权行为，其对公众利益的伤害不可能不广泛，其对政府公信力的危害不可能不深重。显然，当我们能够拂去“成绩单”所带来的短暂喜悦，继之而来必然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心情。

　　没有各种见不得阳光的权力腐败与苟且，就不会有这张反腐成绩单。相信不论是对于王胜俊，或听取报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还是对于所有关注这份成绩单的公众而言，它有多么辉煌，大家的内心就有多么沉重。如果有可能，宁愿没有这样一份“辉煌战果”。由此而言，这张成绩单其实也在表明，对于权力监管来说，事后的司法追责固然必须，但如何建立事前预防体系，则是一个更加重要而且已经变得不可回避的课题。防患于未然，不光使公众利益不再被公权所侵害，更能够使权力者自身受到必要的保护。

　　权力必须受到规范和约束，否则它必将肆无忌惮。当我们一次次地审视公权运行的格局，我们所能一再发现的一个弊病在于，公权力往往脱离了民众的监管。如何使民意真正介入到对权力的规束中来，使一切权力能够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正成为民主政治以及体制改良的现实课题。

　　5年12万余人职务犯罪的记录，需要以人数锐减的方式打破。当我们以极大勇气与魄力，剑指种种公权腐败行为之时，也应当有足够的信心与勇气，在我们的制度中建立起完善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体系。如果说反腐成效，这会是最大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