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容霞

　　就在教师节刚刚过去的10月，发生了两起针对教师的凶杀案，令人发指的是，作案者正是学生。

　　10月4日，山西朔州二中一名23岁的年轻教师倒在自己16岁学生的刀下；10月21日，浙江丽水市缙云县盘溪中学一名31岁的女教师，在做家访时被自己的学生掐死。尽管这两起案件在全国范围也许只是孤案，它们正好相继发生在10月，也许只是巧合，但这两起案件的发生，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迫在眉睫的反思机会：中国的教育界怎么了？难道师生关系也同当下的医患关系那样，已到相互戒备甚至剑拔弩张的程度？对于非教育界的人士，尤其是父母来说，也许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教师是否过多采用了惩戒、甚至变相体罚的手段，以至令学生怀恨在心，并酿成惨祸？

　　针对这样的疑问，近日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的负责人王定华表示，教师正当使用的、恰如其分的惩戒不属于对学生的体罚，不提倡对学生的一切行为都给予包容、甚至迁就的做法。

　　应该肯定，教育部负责人的这番表态，对于教师工作有及时的指导意义。笔者供职于高校，相对说来，高校的师生关系决不会如中小学那样紧张，因为师生之间不会走得太近，也就少了直接摩擦的机会。但笔者从周围同事处得到的忠告却是，监考时尽可能不要太难为学生，因为如今的学生很难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就是说，所有正当的惩戒措施(如作弊的零分处理等)尽可能少用乃至不用，以免矛盾激化。还有就是军训，上海曾经发生过一起某高校在军训期间一名学生猝死的悲剧。从那以后，学校当然要慎重吸取教训，以杜绝这类不幸事件的再次发生。但由此引起的负面效应却是，军训难以动真格，走过场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样的现象不得不引人深思。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果真是校方或教师太顶真，以至学生不堪承受压力？然而，校方若是不顶真，放任学生自流，以保自己一方的安宁，以讨上级部门的喜欢，宁可不作为，也别添麻烦，结果会是如何？不需太多的智商，我们就能推测，那将酿就整个社会难以承受的隐患。设想一下，在如此环境中毕业的学生，日后走上工作岗位，怎能想象他(她)们会有起码的职业道德？长此以往，我们的食品、医疗等诸多领域的安全保障岂不全面失守？可见在学校的教育管理问题上，若对学生一味迁就，对问题一味回避，就是校方或教师的严重渎职行为。

　　但教师若是严格按章办事，致使矛盾激化以至引出上述惨剧，社会又该如何承受和面对？是否因此需要出台新的政策规定，把教师也列为高危职业，就如警察、消防人员甚至煤矿工人那样，享受更多的职业津贴？显然这是极端荒谬的思路。也许我们更该反思的是，在眼下这种紧张的师生关系中，教师是否只是单纯的受害者，无须为此类事件承担任何责任？或许就上述两起案件来看，它的发生毕竟具有多重的诱发因素，不具备完全的标本意义。但这决不意味着，过失全在学生一方，是学生的心理偏执或社会风气的严重不良才导致这类事件的发生。恰恰相反，笔者在此更愿强调，也许教师必须承担更多的过失责任。

　　这种过失责任决不体现于，教师对于学生管得过于严格了，而在于，如今的教师对于学生有一种普遍的冷漠感。就在刚刚过去的教师节中，更让父母担忧的现实问题却是，给教师送红包的尺寸该如何把握？在这一问题上，教师如同官员，任何尺寸的红包都该拒之门外。然而从家长关心的这一话题中却可看出，教师收受红包早已成为行业定规。收取学生红包之后的教师，怎么可能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学生；她(他)爱的是红包还是学生，还须挑明？

　　由此引发的恶果就是，学生对于教师普遍缺乏信任感，更遑论爱戴之情了。难怪如今有这么多的青少年沦为明星的粉丝，因为就在他们处于需要偶像崇拜的时期，现实生活中哪有可令他们倾心崇拜的对象？得不到学生信任的教师，若稍稍对学生有过于严厉的举动，学生的过激反应也就容易理解了。本来以理服人当然重要，但鉴于中小学生正处于特定的心理发育阶段，于是在师生关系中，或许以情动人有时效果会更好。但不少教师见钱眼开，那扇本该打开的“情感”之门却不幸关闭了。说到底，师生关系有着先天的不对称：双方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在学识和修养上不可能具有同等程度。正如古语所说：子不教，父之过。这，同样适用于师生关系。

　　就此而言，教师安全的保障，更该由教师自身来落实。毕竟教师面对的是一群有着正常爱心的学生，而非驯兽师所面对的猛兽。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