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士兵

　　在今天，公民的权利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最离不开的，就是法律这种社会不同利益的重要调节器。

　　最新一期《半月谈》报道称，去年我国民告官案就有10万件以上，但胜诉率不足三成。原来，一些行政机关习惯于在作出行政决定时随意发号施令，凌驾于法律之上，行政权力滥用和严重违法的情形屡见不鲜，导致“民告官”案件逐年增加。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一句最朴素不过的法治理念。也正因如此，只要是置于法律框架内双方进行充分平等博弈的结果，那么，“民告官”胜诉率再低，也并不意味着司法的公平与正义被扭曲。恰恰相反，那样的结果，还可以视为公权力依法行政的重要表征。

　　问题并不如此。报道称，“民告官”之所以胜诉率低，并不是因为“刁民无理”。有关律师分析得很清楚———民告官，起诉难；民告官，官不理；民告官，难告赢；民告官，执行难；民告官，代价大。由于“民告官”涉及一些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切身利益，相关权力机构就通过各种关系，来对案件进行“协调”。而很多律师迫于压力，不愿意代理行政诉讼案件。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政府竟然直接通过权力干预，使有些法院在审案过程中偏袒被告、动员原告撤诉、甚至擅自变更被告。正是这些不正当行为，才使目前行政诉讼中“民”的胜诉率太低。

　　这才是关键。当前这个改革发展的最重要关头，社会矛盾凸显，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博弈。特别是，在公民与公权力之间，也呈现出林林总总的矛盾。一些公权力掠夺民生的现象，说明简单寄望于权力的自律是行不通的。而过去那种“民不与官斗”的陈旧意识，显然不符合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

　　“民告官”多了，则是现代民主与法治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作为传递社会公平与正义最重要的司法途径，却由于人为的因素，导致法治偏离正确的轨道，让那些“告官”之民感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时只是一句空话。

　　也就是说，当前“民告官”的胜诉率太低的原因，揭示出来的问题，仍然是司法不公。即在“民告官”这场博弈中，民与官并非真正是以平等状态来进行的。

　　受囿于自身话语权的贫弱，在法律平台上，“民”仍然很容易处于相对孱弱的境地。这样一来，就使得公民与权力机构之间，并不是依赖于法律上的契约关系。权力的运行轻易就可以游离于法律制度文本之外，权力的品质伦理也很容易沦陷。这一切，就是“民告官胜诉率低”折射的“试法价值”。

　　法律是社会目的实现的重要途径，是对人们之间的利益进行平衡的最重要最根本的手段。如果以权力轻易就可以取代法律治理，也即“人治”取代“法治”，在追求依法治国的今天，那将是一种怎样可怕的退步呀。要知道，我们每一个公民，哪怕是卑微的自由与权利，也都需要得到法律的呵护。毕竟，在这样矛盾迭生的风险社会，靠其他利益调节手段，是很难完全获得真正的公平与正义的。如果法律都不能成为公民权利实现的工具，那么，社会公正的保垒和防线，就很容易失守了，我们所有人都可能因此饮下太多难以下咽的苦茶。

　　所以，对“民告官胜诉率低不足三成”背后的司法生态，我们不应该安之若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