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贵峰

　　10月27日，国家体育总局监察局负责人在回应“周继红涉嫌侵占于芬奖金”一事时称，除于芬自己领取的奖金外，其他奖金由5人代为领取。核查结果表明，奖金发放手续清楚、完备，不存在周继红个人侵占奖金问题。(见10月28日新华网)

　　对此，于芬很快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回应：“我没有委托过这5人代我领取奖金，我也没有从这5人手中拿到过任何奖金，这5人中有的人我甚至都不认识。”并且表示，其中的一名代领者“已经为于芬的律师写下了书面证明，证明自己从未为于芬领取过任何奖金，他的签名完全是被人冒用”。(见10月28日《中国青年报》)

　　两相对照，如果于芬的表述属实的话，那么，体育总局监察局所谓“奖金发放手续清楚、完备”的说法，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众所周知，奖金、工资这类重要的个人收益，应该支付给本人——乃是最基础不过的生活常识、会计常识以及法律要求，如《劳动法》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当然，基于某种特殊原因，奖金工资在无法及时方便支付给本人的情况下，由他人代领也是可行的，但这样做的前提是，必须经过被代领者的委托授权，否则，没有代领权而强行代领他人工资奖金，据为己有的冒领行为，便不只是一种无效的民事行为，更涉嫌触犯刑法、属于犯罪行为了。

　　如果考虑到于芬此前举报的被侵吞的奖金的数量十分巨大——“应发奖金累计上百万，但实际只拿到15.7万元”，那么，这些罪名一旦成立，不但属于“职务侵占罪”，还属于“犯罪情节恶劣”范畴。此外，奖金的发放管理者，放任奖金在代领的名义下被冒领，同时也难逃“玩忽职守”的嫌疑。

　　总之，在没有充分核实验证奖金代领真实性的情况下，体育总局监察局便得出“奖金发放手续清楚、完备”的结论，无论怎么讲，于情、于理还是于法，都是说不通、不严肃甚至荒唐的。

　　当然，话又说回来了——其实荒唐，而表面上却煞有介事、振振有词的事情，放在别处也许说不通、不正常，但放在体育这个特殊的圈子里，也许就“说得通”、“正常”了。以体育总局下属的另一个中心——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即中国足协为例，近一个月来，“退出门”与“洗牌门”等足坛闹剧频出，舆论对其管理能力一片质疑之声，但足协不照样总是一副“打死也不认错”的死扛劲头，一再辩护自身行为的“事实清楚、依据充分、程序合法”吗？

　　这或许就是高度行政化权力化的体育体制的一种“特色”、宿命，因为这种体制下，体育不大可能成为一种纯粹、真正的事业，注定只能是一种附庸、工具性的存在——为权力表演、为政绩化妆。而如此一来，加之权力赋予体育的固有封闭、不透明特征，散发着浓厚权力腐败气息的各种内幕、丑闻、乱象频频出现，当然不足为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