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于泽

　　全球忙救市，我国也出台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维护国内金融、资本市场稳定，防止房市大幅波动。同时出台积极的财政政策，核准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对确保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但如何把执行积极财政政策与坚持经济市场化取向结合起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

　　有人夸大了中国与欧美“救市”的相同点。国际上有人说，美国在转向“社会主义”，欧洲的“社会主义”成份将占更大比重。又有人说，中国将“再社会主义化”。出现在大众传媒上的此类言论，极易误导公众。听到“社会主义”这样的词汇，人们很容易想到国有经济，想到政府直接从事经济活动，而“再社会主义化”中的一个“再”，给人印象是搞市场经济似乎是一段弯路。

　　其实，同是救市，中国与欧美有很大不同。欧美救市，是政府向银行系统注资，政府除了适当干预金融，仍处于经济活动之外。在我国，由于欧美市场需求减少，导致出口增长放缓，影响增长目标。为此，除放松信贷，主要是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用财政资金在基础设施、基础性产业领域进行投资，拉动市场需求。

　　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基础设施、基础性产业仍欠发达，国家选择全球性救市之机，加大相关领域力度，可谓恰逢其时。1998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我国经济增长出现明显回落。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此后数年，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5至2个百分点，帮助中国经济战胜内外考验，于2002年再次迈入经济持续扩张的景气周期。

　　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同于欧美的“政府干预”，它表现为政府的直接投资。我们既要看到它拉动增长的一面，也应关注其可能的弊端。直接的政府投资，转化为巨大的国有资产，将提高国资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由于货币供应量总是有限的，用于政府投资项目多，用于民间投资可能就会少。政府的投入，往往转化为对国有控股企业的直接投资，从而抬高竞争的市场准入门槛。

　　国退民进，国资退出竞争性产业领域，是我国市场化改革取向中一条基本原则。原因是，民企的市场效率高于国企，民资的市场效率高于国资。我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往往是民企和民资发达的地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从长远看，主要取决于民企、民资的发展壮大。近期沿海一些民企面临的困境，是值得高度重视的信号。

　　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促内需，保增长”。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促内需，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政府还可以把财政投入到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领域，解除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在这方面，社会呼声高，政府欠账多，应做而可做的事情不少。

　　同时，政府还可以变直接投资为产业规划与项目引导，采取政府补贴或担保贷款的方式，引入民间资本。刚刚去世的民族企业家王永庆，当初就是利用银行贷款，接手当局规划的产业项目，成为一方经济巨擘。像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培育不出一批世界级企业家，成长不出一批世界500强民企，是说不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