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中核心原因之一，是一种“雅各宾主义”在迷惑着自己。罗伯斯比尔领导的雅各宾派，使法国在1793年至1794年陷入了恐怖时期；雅各宾派的“雅各宾主义”，是一种“革命”信念，即人民的意愿可由少数精英来代表，他们以人民的名义行动，但并不负正式的具体的责任。理查德·威廉姆逊《为什么要民主》中说：“民主是人类出自天然本性的期望，期望人人对他们各自的命运都有发言权。”而“雅各宾主义”是期望我对其他人人之命运都具有“发言权”，所以它是民主的反面。只要表明“我是代表你的”，那么，“我”就是合法的；我领导你、我对你行政执政，你的命运由我掌控，这都被看作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我可以永远代表你、领导你、管治你；至于具体的“领导责任”，对不起，没我的事。

　　潜意识里有“雅各宾主义”的人，不免以为自己享受了民主自由，就代表他人享受了民主自由。美国前总统里根说：“民主与其说是一个政府体制，不如说是一个限制政府、使其不能侵犯人权的制度。”权力独享的“民主”，把他人统统给代表了的威权，本质上都是对他人权利的侵犯。

　　获取权力的方式，大抵有这么几种：武装夺取、政变获得、世袭传承、公民授权。由于不是公民授权，所以对一些集权、威权者来说，忘本是很容易的。索尔仁尼琴说：“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这是权力获取之后、不再“分享权力”的形态。一个官僚、专制、独裁的组织，其“组织内民主”很容易被虚置，变成一句正确的空话。权力的“老年痴呆症”是很可怕的，而民主制度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它能避免一个人长期掌握权力。

　　民主与权力和权利有着密切关系：民主越多，权力必然就越小；而民主越少，权利必然就越少。对权力，首先要有宪法约束，然后要有民主监控。“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这当然是最好的民主形态，官只有是民选的，才会真正对民负责。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有名篇《民主是个好东西》。他说：“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在现代社会，不仅仅是有的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也有一种政治形态同样是不可持续的，这种不可能持续发展的政治，就是反民主、反自由的专制独裁政治。当今世界，把一个国家弄得民不聊生、饭都吃不饱的，大多是专制独裁的寡头政治。

　　暖饱应该思民主，暖饱应该思自由。一个社会，有多大的民主就有多大的和谐，有多大的自由就有多大的幸福。没有完善的民主，就没有幸福的民生。就像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一样，没有民主就没有安定。高度的民主才有高度的和谐，中度的民主只有中度的和谐，低度的民主只有低度的和谐。没有民主，公权力就会越来越侵害私权利，越来越走向老百姓的对立面，从而越来越多地导致社会冲突，人类世界大抵如此，有的地方只是没有爆发而已。请注意这组公开报道的数字：1993年我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

　　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样文化、和谐社会。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必然产物，是公民社会。然而，经济上的“市场关”好过，政治上的“民主关”难闯。权为民所授，没有民主，没有还权于民，就不存在“民有、民治、民享”，“四大自由”中的言论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几成镜花水月。民主不是难在下头而是难在上头，换言之，是上头担心忧心民主，不是公民社会的公民百姓担心民主。

　　中国发展靠什么？靠改革开放。这个“改革开放”，不仅仅是经济的改革开放，不仅仅是社会的改革开放，更重要的是政治的改革开放。没有这一系列完整的改革开放，那么就难以跳出“历史兴亡周期律”；没有以民主为核心要义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么也难以真正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延安的“窑洞对”中，毛泽东对黄炎培说：我们已经找到跳出历史兴亡周期律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人民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这当然就是民主。然而然而，这里有个著名的“让”字，既然可以让，也有可能不让。让或不让，历史已经写得明白。去掉这个“让”字，话也是通的，但那就不是毛泽东发自心底、几乎是无意识的意思了，就像“领导下”与“领导”不同之处，就在那一个“下”字。

　　毛泽东进京之后，再也没有回过延安，他一定是尝够了天天待在窑洞里的滋味，不想再吃二遍苦了。想必他自己很快就遗忘了自己曾经发出的历史强音。他倒是颇为喜欢庐山，那曾是蒋介石宋美龄特别流连的地方，那些如画风景中的别墅，毕竟比黄土高坡上的窑洞来得宜人舒服。“跃上葱茏四百旋”，毛泽东在庐山上，通过“一个人说了算”而演绎出许许多多故事，不是惊天动地，那也惊心动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