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锋

　　今天中午，山西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霍宝干河煤矿记者领取“封口费”事件初步调查的情况为，以采访名义登记的人员中，多数是假冒新闻单位的人员。

　　在“封口费”事件真相未白之前，公众对于记者职业道德的拷问十分急切。现在，真相告诉我们，领取“封口费”的多数是假记者。虽然如此，但仍有两个“真问题”挥之不去。

　　一是，在“封口费”事件中，真记者与假记者谁的过错更大？从法理上说，假记者除了像真记者一样领取了“封口费”外，还有诈骗之嫌疑，应受到比真记者更严厉的惩处。但有必要质问的是，真记者既然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新闻记者证，应该更明白收取“封口费”的罪责，为何还胡乱作为？那么，假记者理当严惩，真记者更不得纵容。

　　二是，由“封口费”事件引申开来，真记者与假记者谁更易于监管？从理论上说，监管假记者是件较容易的事。至少在“从业执照”的检验上，假记者很容易“露出狐狸尾巴”。但对于真记者的监管却非易事。毕竟，记者是“无冕之王”，有“从业执照”，上能监督天、下能监督地、中间能监督空气，拥有这样的监督权、曝光权，能否拒绝腐败？当真记者与邪恶者沆瀣一气，如何监管真记者，也是一个很有难度的问题。

　　说到底，假记者暴露出更多真记者的问题，是“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