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诗成

　　据报道，一份由财政部牵头起草的有关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方案，已多方征求过意见，并提交到国务院等待批复。这意味着，学界多年关注的开放并加强地方政府发债管理的改革大思路，正在被官方采纳并逐渐浮出水面。(10月31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关于地方政府发债问题，已讨论多年了。笔者当年读研究生时就在导师指导下，对这个思路进行过一些考察。当初的结论是：从经济学上论证，地方政府举债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思路；但从现实政治角度考量，对地方政府举债不可盲目乐观。今日看来，这个观点似乎仍然适用。　

　　这些年，倡导国家允许地方政府发债最起劲的，除了一些地方官员就是一些经济学家。他们的逻辑很清楚：允许地方政府发债，能够消除地方政府在地价上涨中的推动力作用，也能够令隐性债务风险“显性”出来，有利于风险的控制。　

　　为了证明这个思维的可行，有两个常用论据：一是允许地方政府举债正在成为世界潮流，目前世界53个主要国家中，有37个允许地方政府举债；二是据粗略统计，我国全部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万亿元以上，并且大多数都属于隐性债务，由此带来的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难以估计，“允许地方政府公开发债总比现在这种隐性负债要好得多”。　

　　相对于这种经济思维的论证，一些政治学者、法律学者的反对意见似乎更为现实有力。其一，我们缺乏成熟的法律和政治监督框架。其二，现有的法律制度与地方发债是有矛盾的，要放开政策，显然要先修改法律。其三，有专家担心会导致中央财务失控。一旦放开口子让地方举债，各地可能会竞相举债，结果导致地方债务危机，中央政府不得不承担最后的偿债责任。　

　　应该承认，税制改革已是当务之急。有关数字显示：自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68%，地方政府的收入仅占32%，但地方政府支出却占60%，中央政府支出只占30%左右。这的确是个有些“倒挂”的比例。改革是不是只有允许地方政府举债这一条路？我们当然可以参考借鉴境外的财政管理思路，但须对我们的政治现实、制度土壤以及各层面信用水平作出最充分的估计，这是允许地方政府举债最基本的前提。　

　　所以，我们在看到地方政府发债的“甜头”之时，也需要想想可能形成的“苦头”，尽最大努力地防范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