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羽戈

　　高一飞先生有一个持之以恒的观点：中国一些地方司法不公的根本原因，不是法学界人云亦云的“司法不独立”，而是“司法制约不够”。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落马一案，高先生进一步论证：“司法要独立，必须要先有制约。”(《司法独立当以严密的制约机制为前提》，10月31日《东方早报》)

　　我们自然承认司法制约的重要性，但它是否重要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程度，是否就是(如高先生一贯认为的)中国司法改革突破制度瓶颈所急需的那一只助推器？抑或是高先生爱之过深，不经意抬高了它的档位？亦有可能扭曲了它与另一些司法要件之间的关系？

　　先辨析概念。司法独立的涵义已经耳熟能详，它是指司法权独立于立法权和行政权(在某些制度蓝图当中，还独立于考试权和监察权)，不管三权五权，皆是公权力内部的制度设置。而司法制约，即对司法权的制约。任何一种权力，哪怕弱如尘埃，都可能衍生腐败的病毒，司法权概莫能外。我们常常说拿司法权制约剽悍的行政权，那么由谁来制约司法权呢？这可分纵横两个方向。纵向即司法权内部的自律，如法官的遴选机制、职业化考核、陪审团所呈现的民意之参与监督等。横向指司法权受制于其他公权力，在三权或五权支撑的公权力苍穹之下，权力相隔离，权界明晰化，就是一种制约。现实之中，立法权对法条的订立及诠释，监察权对司法机关工作经费的审计，往外延伸，还有媒体评议等，将司法权锁定于一个狭窄却透明的牢笼。

　　对勘之下，这完全是两个层面的概念，一个生发于公权力内部，另一个则是内外兼修，它们的运行轨迹偶尔交叉，却各奔前程。只是它们的交错到底孕育了什么样的果实，是正果，还是苦果？

　　这就需要返观崎岖的司法史。这些年来，中国的司法制约进展如何呢？不妨说，正当的制约远远不够，而非正当的制约——或者换个词，叫“压制”——却一直来势凶猛，尤其表现在一些地方政权对司法权的打压支配，从而导致了司法不够独立。由此而言，司法制约与司法独立的苦难命运乃是一条线上的蚂蚱。正因为正当的制约少了，非正当的制约多了，司法权难以独自挺起腰身，只能卑躬屈膝。

　　区别了司法制约的正当与非正当，有助于反思司法不公之缘由。我们说司法不公，既可能源于司法机关内部的腐败，如法官收取当事人的贿赂，与律师、政客狼狈为奸等，黄松有案即是鲜明的一例；亦可能因为司法权受迫于外界压力，正义的天平被迫向邪恶一方急剧倾斜，这种案子不胜枚举，愈是大案要案，愈是如此，最后宰制判决书的不是法理，而是权力者的一己之私。很明显，前者是司法制约不足造成，后者是司法独立不足所致，它们的罪恶联盟造就了司法不公万劫不复的迷局。至于说哪个更根本，则因时、因地而变易——为什么一定要追逐一个决定论式的根本呢？一元论的思维往往会遮蔽问题。

　　同理，司法制约与司法独立之间是否存在先后或因果关系，高先生的回答如板上钉钉。愚鲁如我，却有一丝犹疑。前面说过，非正当的司法制约导致司法权的驼背，那么正当的司法制约就必定能使司法权挺立起来？很难说。正当的制约也许能击溃司法腐败之恶，可这只属于内部手术，如清肠洗胃，鲜血淋漓的外伤怎么办呢？只要行政权雄健如故，更像是一个面黄肌瘦、眼神茫然的孩子的司法权哪有翻身的余地？如一些非常时代的政治标语和口号，就曾牢牢套在司法权头上。行政权沉重如山的压迫，作为一种非正当的制约，反倒会破坏正当制约的推行。在此是否可以模拟高先生决绝的论调：司法要制约，必须要先有独立？

　　其实这两者并无什么决定性的关系。在追求司法正义的大方向之下，它们应该是战友，携手共进，并驾齐驱。至于谁走在前面，谁走在后面，反正不涉及金牌之争，倒不必耿耿于怀；如果一者把另一者拉得太远——正如高先生对当下司法改革的评述：重司法独立，轻司法制约——则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一定程度上，它们犹如一架马车的两个轮子，应该相辅相成，而非相生相克，没有人愿意看到司法的马车以独轮行驶在改革的山路。基于此，我与高先生达成了共识：没有司法制约辅助的司法独立，容易形成独断；而没有司法独立支撑的司法制约，容易流入褊狭。

　　(作者系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