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彬

　　面对二战中的集中营大屠杀悲剧，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有些罪行只有上帝才能审判。在现实中，国家司法机关受制于严格的证据原则和法律程序，对某些“罪行”也无能为力。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深圳海事局书记林嘉祥“猥亵”11岁女童案，就是如此。

　　抛掉对“禽兽行径”的愤慨，和对其所称“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来的！”“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 ”的厌恶，根据录像资料和双方的陈述，基本事实是：女童带着林高官走向厕所，林卡住女童的脖子，并企图拉入男厕所，女童挣脱后向其父母哭诉，其父母找林理论，林当众承认。

　　当然只有鬼才相信，醉醺醺的林高官拉女童入男厕是为了对她进行“青春期教育”，女童父亲也质问：如果不是女儿逃得快，拖进厕所后后果不堪设想！所谓“不堪设想”，从刑事证据角度说，就是无法证明林高官将女童拉到男厕后，就要进行猥亵甚至强奸；按刑事案件适用的“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原则，林高官把女童拉入男厕可能就是开玩笑，可能想打女童，可能……总之司法机关不能认定林就是要猥亵，只要林高官自己不承认，按“犯罪主客观一致”原则，很难从卡脖子推论出有猥亵女童的犯意，因此 “猥亵未遂”甚至“强奸未遂”指控很难站住脚。他至少还知道要在厕所里猥亵，没有“前卫”到在大厅里乱来。

　　我国刑法第237条规定了“猥亵儿童罪”，“猥亵”主要是指用亲吻、搂抱、抠摸、吸吮等性交以外的方法以求性刺激或性满足的淫秽行为，包括女孩和家长都没有提到林高官有过上述这些行为，所以受害方根本就没有要求验伤，也无伤可验。现在即便有录像或者证人证言，也只能证明一件事——林高官卡女童脖子，并往厕所里拉。退一步说，卡脖子只是一个轻微的伤害，不构成犯罪，最多是一个治安案件。

　　所以，深圳公安机关在现有证据条件下，只可能把事件定为“行政案件”，而不是按“刑事犯罪”追究，按《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对“伤害他人”或第44条对“猥亵”的处罚，最高也就是15天治安拘留。而且，在司法机关不进行刑事追究的情况下，女童家长提出刑事自诉，状告林高官“猥亵儿童罪”，同样会因为缺乏证据而败诉。当然，女童可以提出民事诉讼，要求林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

　　这种“行政处罚”必然和草根民众的“枪毙”“重判”要求形成巨大的心理落差，相信这会引发新一轮对中国法治公正的质疑和批评。黑格尔说过：什么是法律？就是面对一个犯出了低于人类水平的罪行的人，依然要从人的高度来审判他，这就是法律。也许，林高官犯的是“禽兽行”，但一个法治国家不可以把任何一个违法者当作“禽兽”来对待，必须公平、严谨地适用证据规则和法定程序，这样才可能保障法制的正常运行，使人们对于法律有合理的预期。也许，面对林高官的逍遥法外，我们会怀念起群众公审大会的“暴民正义”，正像不少学者所说：法律不是万能的。中国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法治造成的“不公”和不便，也就在多大程度上认同法治的权威，而不会走向一条江湖儿女快意恩仇的道路。

　　应该看到普通草根民众的舆论已经成为一股巨大的力量，林高官已经被停职，不追究林高官的“猥亵罪”，不代表他的其他的罪行不会被追究。我们很难相信这位“怪叔叔”是一位清官，“拔出萝卜带出泥”，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