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晓亮

　　最近，我们总是被一些事情的真相，折磨得身心俱疲。公众想在第一时间触摸事件真相，似乎并不轻松。比如，温州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出国考察未归的新闻，日前又有新动态。奔赴巴黎进行劝归工作的三人小组返回温州，但杨湘洪并未同时归来。随后，温州市委下达严格的封口令，所以现在杨湘洪是选择继续逗留，还是回国，仍是迷雾重重。(11月2日《成都商报》)

　　封口之举让人费解。“不能说的秘密”，只能引来更多的猜测。温州市委若是为了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而采取封口令的话，那结果恐怕要适得其反。因为，在当今信息社会，任何对信息的屏蔽与封锁，都只能招来更为激烈的突围和碰撞。官方权威信息不主动公开，就会为各种版本的小道消息的流传，创造出得天独厚的环境。流言滋长，谣言飞舞，只能对政府公信力造成更大的戕害。

　　值得注意的是，温州式的“信息屏蔽”，绝非个案。比如早期的非典就是个典型案例，而新的素材也在不断涌现中。比如，三鹿奶粉事件和广元蛆柑事件，当地都有瞒报行为，最终酿成波及全国的公共事件。而在一些公共案件的信息公开上，同样不无瑕疵：哈尔滨警察打死人案，视频信息选择性公开，让公众吃尽了找寻真相的苦头。江西上饶“陈振翊案”，死者陈振翊所住楼层的摄像头被警方拆离；深圳林嘉祥猥亵女童案，酒楼录像也“神秘失踪”了。

　　透过这些，我们看到主动屏蔽或选择性公开信息，似乎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公权力在特定情势下，处理信息的第一反应。信息处理手法，或许会因时因地而略有差异，但其共同点是，公众都会花费高昂的代价对抗谣言，甄别信息真伪。

　　这显然会给公众带来信息迷乱，可能会让民意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中，对公权力产生信任危机，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从食品安全问题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不信任感的弥漫，对相关产业的杀伤力。奶粉、牛奶、柑橘、鸡蛋等产业都已遭受巨创。照此推测，倘若相关信息还不能主动及时地公开，不能得到公众的普遍信任，则随着恐慌情绪的蔓延，受累的产业链条还会延展。这样的局面，放到当今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来看，尤其令人心痛。这或许就是民众知情权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以自己的脚投出的反对票，也可看作是公众逆反心理作用下的市场行为。

　　可见，民意不容轻视，而在杨湘洪事件上，我们就发现了政府机关的“民意触觉”的麻木。从现有的证据看，杨湘洪的出走并不是临时起意。在他出走前后，其家人一度表现得很“忙碌”，而且，杨湘洪可能被调查的风声，坊间已流传半年。可这并未妨碍杨湘洪带队出游，并托病留在了法国。普通民众都能发现的问题，为何没有得到体制内的有效监督？是否可以说，假若一些地方政府还要继续漠视公众知情权、监督权，既不肯主动公开信息，又不肯俯身倾听民意，虚心接受监督，那么外逃官员绝不会止于杨湘洪。

　　而且，从这些事例我们也能看出，只有充分尊重公众知情权，及时披露权威信息，才能修复政府公信力。“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上智下愚”时代早就过去了，公民社会必须充分尊重公众的知情权，这是现代政府施政的基本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