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龙

　　无论是否愿意，公元2008年也将为中国人留下挥之不去的记忆。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事记年，也是改革开放历程中最悲怆最辉煌的一个年头。说“悲怆”，是南方冰雪灾害、汶川大地震造成了空前劫难，引无数人为之动容；说“辉煌”，是奥运会的举办、载人飞船成功巡天，不仅圆了中国人的百年梦想，也展现了社会发展的成就。就是在这种五味杂陈中，中国不期而遇地迎来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谓之纪念，无非是为了更清晰地铭记。对于饱受改革开放阳光普照的大部分中国人而言，虽然仅仅是种形式，却同样是一个里程碑。其实，解读30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本无须说什么大道理，体现在民众生活中的热门词汇就足以说明最深层的问题，比如：高考、喇叭裤、个体户、物价、留学潮、股票、手机、互联网，诸如此类。这些广为人知的名词，都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印记，每个看似独立的词汇之间，却有不同凡响的递进关系，将一个个单词连接到一起，就构成了中国的改革之路。

　　事实上，任何层次的改革都是一种探索实践，所以评判其成败的标准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意义。或者说，纪念改革开放不应仅着眼于表层的变化，因为时间不能倒转，社会文明的进步在任何空间出现也是必然现象。因此，真正需要纪念的实际上是改革立场，所有的形式最终也只是为了确认其正当性和必要性。而纪念同样也不是单一的赞誉褒奖，还包含着总结和反思，就像纪念“辛亥革命”，目的是缅怀先驱，同时更加清楚自己走过的路是曲是直，杜绝被一块石头绊倒两次。

　　中国向来不缺少好听的词汇，但一致褒扬未必都是好事，这是个最简单的辩证法则。其实，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卓然已是有目共睹，而目前最应该关注的则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些被扭曲的层面，比如卫生、教育、住房、养老等一些制度改革，虽然也是轰轰烈烈，实际上没有达到国民的期望值。非但如此，却由此衍生出了众多的既得利益集团，导致了贫富差距日渐拉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在这样的前提下，几乎所有与民生有关的行业都逐渐趋于暴利化，甚至某些改革命题都沦为了敛财的借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国外意外地出现了对中国的“热捧”现象，这当然与时下在大西洋两岸肆虐的“金融海啸”有关，却也说明了西方摸准了中国人的虚荣心。那些低级奉承就不必说了，最近有人把一些不伦不类的艺人形象刊发在杂志封面，用来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其巧言令色状令人作呕。其实，天覆地载的中国人都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对其为中国带来的好处感同身受，根本用不着谁替自己抒这份儿情。进一步说，中国从一个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家经过30年的努力，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成果举世公认，即使中国人喜欢虚荣，也没有必要如此举一反三。

　　大概基于这方面的考虑，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先生撰文指出：纪念改革开放，不是为改革开放进行辩护。毕竟是理论家，设置的语境可谓恰到好处。众所周知，改革的内涵包括了社会层面的新旧更替，思想层面的改良解放等，维度的不同，决定了其深刻的复杂性。但既然改革是体制创新，也就隐喻着社会利益分配的调整，在这样的格局下，有不满情绪乃至反对意见都属于正常。如果把这些反对意见当作检验实践的标尺，或者可能减少探索的环节和失误，使每一项改革政策都能更纵深地推进，反之，就只能造成社会心理的负面创伤。

　　这样的担心不是多余，因为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不少变法、革新时代，尽管其历史背景不同，所秉持的“富国”方针则大致相同。遗憾的是，原本朴素的治国理念经过一些利益集团的修饰，就越来越背离了其愿意，并逐渐演变为“剥民兴利”之道，这也就注定了每一次变革都必然以失败告终。封建时代的变法当然不能与现代文明社会改革相提并论，但历史的悲剧却有极强警示意义，起码告诉人们，无论哪个时期的改革都具有一定风险性，如果希望把风险值降到最低程度，就必须广开言路，允许不同见解存在，并以此为参照，从巨大的矛盾体中寻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支点。

　　《周易•系辞上》有言：日新之谓盛德。从理论到实践的转换是改革开放的要义，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比形式上的溢美更有建设性。回首30年的辉煌历程固然令人欣慰，但只是为了纪念而纪念，改革开放就会失去使命感和生命力，乃至成为某种形式的附属品。古今中外的实践证明，只有民心才是推动社会文明发展进程的有效动力，因此，关键的是能不能把民生、民权提升到理想的标高。只有这样，才是对改革开放最忠实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