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若渔

　　重庆市主城区出租汽车11月3日全城罢运。在重庆市各个街道上，不见一辆出租汽车，许多欲乘出租车的市民连声抱怨。(11月3日新华社)

　　出租车市场一直以来备受诟病。纷繁复杂的利益纠葛时有耳闻时有所见，成为社会矛盾的凝聚之地。纾解之道，也即变革出租车营运和监管体制，不可谓不鲜明而有效，但利益相关方对自身既得利益的把持强悍有加，深受其害的出租车行业如果不能期待自上而下的变革，也只有自下而上“倒逼”变革。“罢运”就此成为最凌厉、最具威慑力量的工具，尽管恐怕连出租车司机也不会认为这有多合适。

　　本来，如果出租车公司与旗下出租车建立起一种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这种体制也不是没有继续下去的可行性。但现实却是，出租车公司名目繁多的收费叠床架屋，使二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岌岌可危。对出租车司机而言只有两条出路：其一，脱离公司成为“黑车”。事实上，即使冒着极大的营运风险，很多出租车司机仍然愿意选择自我放逐；其二，继续“挂靠”在公司之下，以一种“合法”的形式疲于奔命。如果忍无可忍，除了一次次在体制内合理合法地伸张诉求，就是以激烈的方式对抗。不难看出，这两条“出路”其实都是没有出路的。

　　为什么就不能放开市场，实现出租车个体运营？只有让出租车个体运营，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花样迭出的管理费和其他费用，也才能让出租车价格在应对油价、物价上升的时候，有更多腾挪的余地，消费者更可从中受益。当然，出租车个体化之后必然带来监管上的压力，但这绝不是拒绝改革的理由。在公共利益与既得利益之间，政府的职责所在必然要求其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

　　出租车市场拒绝变革的结果，就是这块市场经不起稍微的风吹草动，政府与出租车公司把所有的“矛盾”集于一身，最终殃及公共利益。借着此次重庆出租车罢运的激烈案例，有关部门理应把体制变革提上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