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采萍

　　抛开民生疾苦，抛开社会基本公正，独独"解决"自我的"巨大经济负担"，就是权力的自肥。而毫无挑战和博弈其力量的声音，那么，权力自利乃至自肥的逻辑，就必然成为制度的全部依据，成为社会福利分配的唯一天平。

　　“广东公务员住房补贴有望提高至月工资18%”的新闻一出，舆论哗然，特别是提交了关于完善公务员住房保障制度提案的政协委员，一番“公务员没房住可能滋生腐败”的阐释，彻底激怒了公众———无视社会基本事实与前提，却还美其名曰“完善制度”，这究竟是发言者愚蠢，还是欲壑难填的权力已经彻底疯狂开始裸奔？(11月3日《信息时报》)

　　舆论的炮火首先集中于唐永汉委员观点中最荒谬的一个判断———“如果处理不好公务员住房问题，少数掌权的公务员很有可能铤而走险，以权谋私，从而滋生腐败问题”。唐委员在检察院反贪局工作多年，成就斐然，他不可能不注意到一个事实：这些年，正是一些职位特别高、房子特别大的公务员，腐败起来触目惊心；他们要钱、要房，贪婪欲望不要说一套房子，就是五套、十套都难以满足；中国的房子囤不够，还会搜刮民脂民膏到海外去买别墅！能说如此腐败，是没有解决基本居住条件而引发的吗？一旦“没房可能滋生腐败”的逻辑成立，那么，没车会不会孳生腐败？而有房有车之后，水补、电补、油补不到位，又会不会孳生腐败？如此推想下去，纳税人到底要拿出什么样的“价钱”，才能“收买”下那些贪婪的黑手？

　　然而我们即使反对唐先生的提案，也仍然相信一位政协委员是不可能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其观点必是基于对周遭现象的归纳与分析。据唐委员调查，自己单位20位青年公务员，买房的只有4人，还都是靠父母才付了首期，由于“经济适用房对象限基数和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都偏低，依靠工资收入购买商品房还是难以承受。”由此，才得出前述的结论。

　　人穷则志短，有私而生贪。唐委员确实看到了公务员住房保障不足的危害和隐患。然而，唐委员也许忽略了讨论这一问题的重要前提：在我国的许多城市，房子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如果说公务员都以之为累、以之为害的话，那么更多的社会阶层，在收入、保障和社会资源都远逊于公务员群体的情形下，更是被剥夺、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而他们，是完全没有任何腐败“资本”的。

　　那么，作为以谋求公共福利增进为宗旨和全部存在目的的权力体系，“公务员”仅仅强调自己的所谓“负担”，要求自己的所谓“提高”，有什么意义？其价值取向难道不值得怀疑吗？

　　唐委员也许觉得委屈，向唐委员诉苦“买不起房”的年轻公务员也许觉得委屈。但现实是，到底有多少公务员没有住房；在没有住房的公务员中，比例分配———比如科级以上与科级以下———又是如何；不同比例关系应该采取一样的补贴方式吗，会不会发生损不足而补有余的情况；明明是惠及穷人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限价房，为什么分配中却一再上演权力谋私的丑剧……

　　这些问题，不是唐委员4比20这个简单调查就能够澄清和解释的。拿不出，或者不肯拿出真实详细的数据，就大声嚷嚷该“涨”该“补”，说好听点是盲人摸象，说难听点就是浑水摸鱼。

　　抛开民生疾苦，抛开社会基本公正，独独“解决”自我的“巨大经济负担“，就是权力的自肥。唐先生作为政协委员，当然有权利根据自己的观察分析，提出见解和方案。社会大众听其观点，也不可能愤怒到攻击人身的地步。现在的问题在于，在我们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策高参中，像唐委员这样的立场，这样的思考起点，俨然成为主流逻辑，而毫无挑战和博弈其力量的声音。那么，权力自利乃至自肥的逻辑，就必然成为制度的全部依据，成为社会福利分配的唯一天平。

　　这样的“天平”，是量不出任何公正的。这两年关于公务员收入是多是少，权力系统与公众的认知差距越来越大，几乎势如水火。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前者常常放弃对后者利益守护的天职，而只盯着财富榜上那一两个穿金戴银的人物或行业，如此比较，只会越比越“穷”，越比越“委屈”，连腐败也能找出制度性理由来。如果说腐败真有什么制度性理由的话，那么，唯一的理由也只在于：约束权力腐败的权利制度，还没有真正确立和发挥作用。我们建议法制系统的唐委员，不妨也多思考思考这方面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