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龙

　　“土地流转”是近来颇为流行的一个词汇，与“联产承包”、“承包责任制”并列在一起，铺就了中国经济改革之路。或者可以说，纪念中国改革开放离开“农村”概念，所有的一切都无从谈起，因为这不仅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块“试验田”，也是每一阶段改革的转折点。有了农村的改革，接下来就是大规模的企业改革乃至全方位经济体制改革。从这个角度看，虽然30年的改革围绕的中心是经济，而农村改革却是这个中心的基本点。

　　众所周知，“联产承包”是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起点，是以安徽凤阳小岗村“大包干”为蓝本的机制改革。小岗村被有关部门树为典型后，包干之风激荡全国，由此结束了中国农民长期的贫穷生活，为此后中国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起到了示范作用。1978年3月30日，《人民日报》破天荒地刊发了安徽省两个农民的来信，题目是《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此举在于批评有人把“包干”看做复辟资本主义。这是“农业学大寨”之后，普通民众对国家大政方针的一次公开讨论。

　　其实，这事儿如果放在今天看，根本不值一提，“大包干”不过是按劳分配概念的一种转化，一不与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相悖，二不是打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国谋福为民谋利之举，自然不必瞻前顾后。但是，在政治风向强劲的年代，人们对政策敏感程度不亚于今天股民对红绿箭头的指向，生怕一时不慎赔上身家性命。在电影《月亮湾的笑声》里，天天追着村干部问政策的江冒富，就是那个时期人们的心理写照。

　　对农村改革，人们喜欢讲“模式”，所谓的“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云云，看上去很像宏大叙事，事实上与当时的“大包干”一样都是穷则思变。站在回顾的角度看这些事件，理论上根本不像现在学者分析的那么复杂。“土地联产承包”结束了之前的集体经营土地方式，解放了一批劳动力，加上当地固有的商业文化根基，摸索出了一条发展个体经济的道路。这些变化用“硬数据”来衡量当然惊人，但涉及到社会心理、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变革，今天在表述改革开放的成就时，只用经济“硬数据”显然有点“软”。

　　当年凤阳一位基层干部在赞誉小岗村改革时说，“联产承包”的好处就是让人们都吃上了馒头。这话很朴实，比所有的“硬数据”都要硬。然而，那只是低层次的满足，再怎么炫耀也有点寒酸。其实，自从有了馒头这个词，中国人就吃上了馒头，只是近代以来清政府为了维持腐败统治，一边开办洋务希望壮大经济实力，一边让政体自绝于世界潮流之外，致使丧权辱国的事情时有发生，连年的外侵内乱又导致了中国积贫积弱，连吃馒头也成了几代人的梦想。但毕竟时过境迁，现在非但不能用吃馒头来概括农村的变化，用多么硬的数据也难以表述完整。

　　横向看，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毕竟是全方位的，比如手机、电脑，现在最贫穷的国家也有，只是多与少和普及率的问题。因此，说“土地联产承包”的积极意义，不仅是今天的农民比过去多了多少钱，而应该着眼于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多大作用；纵向看，中国现有8亿左右的人口在农村，根据“木桶原理”，农村经济实际上才是中国经济的真正基础。30年来的实践经验也充分证明，农村经济每前进一小步，都会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几大步，今天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大型经济区其实都是建立在农村经济相对发达的基础之上。

　　但也必须承认，30年前的改革起步于农村，30年后的深化改革却受制于农村。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次抽样调查显示，在农村调查的17个社会问题中，排在一至三位的依次为医疗、教育、收入。这说明，农民的生活水准虽然有了极大提高，相对于医疗、教育费用与生产资料的价格增长，实际收入却没有多少。尽管近年来各地政府因地制宜广泛推行了“合作医疗”、“义务教育”等惠民政策，但鉴于城乡差别的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民生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平心说，不管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出现过多少难题，“土地联产承包”机制在推动社会发展过程中也功不可没。新华社2008年10月20日引述“权威人士”的分析文章称，随着中国改革进入关键阶段，仍以土地制度为核心，在新的起点上设计并实施新一轮农村改革已成为中国改革的关键环节，它将实质性地推动解决城乡二元化体制积弊，促进农民分享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成果。“权威人士”的原意当然是建设性的，却隐喻出了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利益还需要进一步维护。当然，这不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偏离了初衷，而是说这一状态的存在，标志着农村改革还有很大深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