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振宇

　　改革开放30年了，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时下，全国各地都在以各种规格、各种形式纪念它，讴歌它。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以为更要利用这个时机，好好反思一下30年来还有哪些失败的教训没有总结，还有哪些理论问题仍在束缚我们的思想，还有哪些禁区我们没有突破——目的与讴歌一样，都是为了我们的国家进步得更快，走得更好，我们的人民生活得更加民主自由，更加健康幸福。

　　既要讴歌成绩，也要总结教训。我们经过了30年的风风雨雨，我们积累了许多丰富的成功经验，中央和各个地方正在总结。我们要用实践得出的正确经验，指导以后很长时间的社会发展，这是十分必需的。但是，我以为还有很多的问题或不成功或失败的教训需要认真探讨，从某种意义上来，它对我们以后的30年和更长的时间的发展或许更有益处。

　　邓小平在1989年时说过：“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知识分子的待遇太低，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要解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87页，《中国不允许乱》)邓小平的讲话至今快有20年的时间了，那么，现在教育发展得如何呢，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特别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与自然科学工作者待遇差距问题现在解决了没有呢？

　　邓小平在1992年时还说过：“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5-376页，《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也有16年的时间了，那么，在这个时间里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否还存在不到位、不配套、落实不够等问题呢？

　　邓小平同志以他政治家的宏大气魄承认了他和他的同事们的两个“最大”和“大”的失误，邓小平主动检讨并负起了他应负的责任。这种精神值得钦佩和学习，但这绝不是邓小平同志一个人的事。对于这种全局性的失误，我们是否需要认真总结一下，当时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失误，还有谁应该对这些失误负责任。自然，这种检查不是为了追究哪些个人，而是反思有哪些因素束缚着当时中央的思想，有哪些环节影响到中央的决策，当时的决策机制是否还存在着问题，以后如何避免产生这样的失误，使我们的决策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往深里面思考，除了邓小平说的这两个“最大”和“大”的失误外，是否还存在一些在全国来说相对比较小一点但在某地或许是“最大”和“大”的失误呢？十分遗憾，读了很多文章和领导人的自传，除了看到邓小平的自我检讨外，没有看到有关领导人和领导机关的反思，也没有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文章，我以为是不够的。一个成熟的党，不怕在检讨批评中成长。“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85页)毛泽东在建国前夕的讲话，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适用的。人总是喜欢听好话，一个政党也需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对于个人来说，它是因为在人们的大脑神经中枢里有一个"奖励中枢"使然，所以从小到老，从平民到领导，没有一个不喜欢听好话的。因此，研究一下奖励学，学一点爱抚管理学，实施微笑服务十分盛行也十分重要。对于一个政党来说，从失败中总结教训，从体制和机制上研究解决的思路和方法，特别是创造一个有利于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心情舒畅的舆论环境和研究氛围，在我们这个有着封建专制长久历史的国度来说尤为重要。现在不是强调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么，我想，认真地不讲情面地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去30年的教训和失误，这也应该是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吧。

　　理论要走在行动的前面。马克思在论述德国革命时说过这样的话：“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理论需要是否能够直接成为实践要求呢？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62页)恩格斯也说过样的话：“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第384页)这些导师的语录在很长的时间里是被人们广泛引用的，但是，在实践中却做得不够。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常常以“摸着石头过河”和“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人将其概括为“摸论”和“猫论”)来鼓励人们大胆地闯大胆地干。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或许有它一定的可取性，但是，绝不能将其作为成功的经验总结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执政理念中去。改革开放是一个新事物，我们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借鉴，只有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鼓励人们大胆地闯大胆地干，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方法来，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犹如闪电在雷鸣之前一样，理论的研究和探索也应该走在实践的前面，否则，再多的“学费”也是不够花的，花了也是冤枉的。早在70多年前的红军时期，毛泽东就讲过这样的话：“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4页)只有满腔热情，不问河的深浅宽窄就贸然下河，轻者打湿衣裤，重者还会丢掉性命。更为严重的是，在30年中还有不少人就是扛着这样的“摸论”，以“交学费”为名，去谋一已之利或一地之利的。“过河”之前，我们为什么不研究一下“造桥”或“修船”的问题，让理论界的学者们讨论来争辩去，拿出几个方案让决策机关拍板呢？这样或许需要花一点茶水费，这样或许会需要一点时间，但是，只有科学的东西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比起那些盲目的“过河”者来说，这样的“学费”会更少。“猫论”也是如此。能够抓住老鼠的的确是好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问题是，我们的科学界理论界为什么不去研究一下到底是白猫抓老鼠，还是黑猫抓老鼠，或是根据需要实施基因工程让白猫或黑猫变成抓老鼠的好猫呢？这样的效果不是更好，效率不是更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