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匡政

　　“掌掴”阎崇年之时，无论观者对“学术快男超女”们如何不满，心中都暗含着一点恻隐之心。正是这一巴掌带来的道德痛楚，影响了很多人对这个事件的认知。于丹南京讲座因遭遇“纸条挑衅”，几十名保安重兵护驾，再惹媒体和公众争议，倒让一些真相重新有了大白于天下的机会。

　　没有听说过哪一次平等、自由的知识交流，是需要用武力震慑来强制完成的。他们对公众的恐惧和担心，表明他们与公众所谓的交流，需要的只是对方在观念或行为上的服从和忍受。当公众内心累积了太多的反驳而无法表达时，当对这种精神暴力的承受，超过了一些人的忍受限度时，必然会爆发出各种形式的不服从行为。

　　写作《正义论》的罗尔斯，对类似“掌掴”这样的不服从行为早有论述。他认为这类行为虽然违法了，却是一种出自良心的违法。它其实是一种政治行为，因为它的目的是为了公开某种真相，是为了呼吁相关秩序的改变。当掌掴者对权力者所有正常的呼吁都无效时，无疑表明大家期待的公平原则受到了侵犯，这时他的反抗行为即使不够理智，也呈示出一种合理性。这时巴掌便演变成一种申诉，申诉的目的是为了换来更多的人对平等的要求。

　　可以说掌掴或纸条，都是为了唤醒对手耻感的一种手段。它们在社会中，以戏剧化的行动创造了一种危机，来引起媒体和公众对问题的关注。当我们对和平地解快社会问题感到绝望时，这种带来紧张感的危机是有建设意义的，因为它打开了一扇通向权力者的谈判之门。一次次的反抗，成为一个教育公众的过程，随着它在社会精神中的渗透和成长，最终会变成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这种戏剧化的暴力，虽然算不上一种积极的善，但从阻止精神暴力的蔓延来说，它至少是一种消极的善。它远远胜过对暴力机制的容忍或投降。

　　当公众纷纷指责于丹和阎崇年时，公众表现的并不是对暴力推崇，而是对他们代理的不公正秩序的不满。从这个角度说，暴力也是守恒的，你对公众施加了多少精神暴力，这种暴力一定会反弹回来。于丹和阎崇年，不过是人们反抗某种秩序的一个比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