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耕身

　　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11月4日下午表示，引发重庆出租车司机集体罢运的原因，有天然气加气困难、黑车营运以及其他一些因素，但主要原因，是出租汽车公司未经批准擅自提高“份儿钱”。今年来，出租汽车公司对部分出租车驾驶员所收的“份儿钱”每天增加了50-70元，由此使驾驶员的收入全年减少2万元以上，从而加重了出租车驾驶员的生活负担，增添了他们的生活困难。重庆市政府决定，责成各出租汽车公司将“份儿钱”降回到去年的水平。(11月4日新华社)

　　随着政府责成出租车公司将“份儿钱”降回到去年水平的承诺，一时满城风雨的重庆出租车集体罢运事件也应声消停。

　　11月5日，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宣布，重庆主城区已全面恢复出租车营运。

　　有诉求有回应，有问题有解决。事情至此，已经可谓是“圆满”了，事件各方都可以长出一口气。但这样一口气，到底出得有多顺畅，却不好说。我隐隐觉得，依然有一些东西，如鲠在喉，在成为一种若有若无的呼吸道梗阻。

　　在重庆市政府4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表示，“主城区部分出租汽车因受阻不能正常营运，少量出租汽车被打砸，出租汽车驾驶员由于担心自身和车辆安全得不到保障，不得不采取停运做法，造成人民群众乘坐出租汽车困难，影响极坏。由此给广大市民带来的出行不便，我们表示深深的歉意。”

　　从发言人这段陈述不难看出，相关部门仍将罢运事件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出租车司机一方，而不是各公司违规加收“份儿钱”的原因。同时，受罢运事件影响的“广大市民”固然需要政府的一个道歉，但与此同时，那些因“份儿钱”太高而感受到生活负担过重的出租车司机，是不是也应该得到一个真诚的致歉呢？毕竟，不论是何种原因导致罢运，都表明政府监管之不力、服务之不周。

　　还有更严峻的问题是，相关方面通过此次事件，到底有没能找到一个防止“最坏情况”出现的机制。一个行业的全城罢运，无疑已是一种最坏的情况，也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然而，它却骤然发生了。

　　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下，在降低“份儿钱”这个处理结果不变的情形下，假如政府在罢运之前能够知情，即对出租车司机的要求予以满足，则罢运将不会发生。但现实呈现出这样断裂的一面来：出租车司机找不到表达诉求的渠道，或有渠道也形同虚设；政府部门找不到“谈判的对手”，或有判可谈却置之不理，于是，“全城罢运”也就成了惟一的对话方式，一上来就已是最坏的结果。不仅造成政府部门的被动，也使一种“会闹的孩子有奶吃”的社会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思维惯性。

　　所有这些，都是在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得以“圆满”解决后，依然需要回答的未竟之问，需要正视的一些现实问题。

　　正像11月4日《新京报》报道所指出的，重庆出租车司机面临的问题全国普遍存在。因此，对于一种长效的社会治理而言，这已不仅仅是挑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