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洪波

　　深圳“林高官”涉嫌猥亵女童案仍未落定。林嘉祥是否喝醉了酒，是一个屡次被提及的细节。

　　事件最初曝光时就有过醉酒因素：那时林嘉祥的名字还没有出现，他被称为“白衣男子”。深圳警方表示：白衣男子饮酒过量……白衣男子喝多了，酒醒后称什么都不记得。

　　最新的消息是，与林嘉祥一起吃饭的女子找到了，报道说，那不是林嘉祥的情妇。事发当晚，林嘉祥喝了8两左右白酒，该女子喝了2两左右，事后警方对林嘉祥抽血测试酒精，被证实为醉酒。

　　抽血可以测出酒精含量，但是不是能够证实醉酒，我不懂。有的人喝一斤不醉，血中酒精有多少；有的人喝二两就倒，血中酒精又有多少？

　　醉酒是一种身体紊乱行为，也是一种文化，至少在中国，这是成立的。

　　醉酒作为身体紊乱行为，属于生理学；醉酒作为文化，属于社会学。生理学的醉酒，会有结论去说明其对神经反应的速度、准确性会有多大影响，对身体造成多大损害。醉酒后可能发疯，谓之“发酒疯”，这是醉酒生理学与醉酒社会学的中间状态。对醉酒行为采取何种态度，这就是纯粹的醉酒社会学问题了。

　　醉酒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是“原谅”问题。如果没有醉酒，中国人是否能够理解“原谅”这个词，我觉得是一个问题。我们并不是一个能够宽恕的民族，独独对醉酒的人有着倾向于原谅的态度，这是一种“酒文化”。喝醉了，很多事情就可以原谅，而且似乎应当原谅。

　　例如撒酒疯，如果撒出了什么恶劣行为，大家会认为比没有醉酒而造成的恶劣行为稍好一点，因为那是无意识的。林嘉祥掐女孩脖子时，醉没醉酒？法律并不承认人醉了酒就可以少负些责任，但社会心理上，会觉得醉酒发疯至少情节上比神志清醒时要轻一些，所以“白衣男子饮酒过量”，“酒醒后称什么都不记得”，这样的细节会在人们心理上产生反应，使人倾向于用醉人的标准去衡量掐脖子行为。醉人标准，就是比不醉的人低一些的标准。不醉的人不能掐女孩的脖子往厕所里拖，醉了的人也不能这样做，但毕竟是醉了，脑筋不清楚了，乱了，这比清醒状态下要易于理解一点。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反复强调“醉酒”的原因。只要接受这种醉酒社会学，事情就会围绕酒精而不是围绕是非来展开，完全的是非问题被部分地麻醉为喝酒问题。

　　“醉酒误事”，这是一种教训，看看，是误事，事情被耽搁了，搞失误了，这总比“搞破坏”要好得多。你本来应当不掐人脖子，为什么掐了，醉酒了，事情搞错了，也不必深问。本来不该说“你算个屁，敢跟我斗”“我是交通部派来的，级别跟你们市长一样高”，但你能跟醉人去计较什么呢，他是说胡话，胡话是不作数的。

　　醉酒的人，差不多是半个人，这可能是确实的。林嘉祥醉酒，做的事被人说成是禽兽之行，这是道德判断，而非法律定性，应属准确。但林嘉祥醉了，也没见他忘记自己的尊贵身份啊。“酒后吐真言”，大概也是醉酒社会学的一个结论吧。

　　很想说，不要把注意力扯到醉不醉酒上面去，醉酒言行要原谅，这样的醉酒社会学应当终结。但是，想到这个社会大概只有醉汉还能吐些真言，我又犹豫了。

　　(作者系著名杂文家，《长江日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