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作昱

　　截至11月5日16时，重庆出租车全面恢复正常运营，罢工的群体事件渐渐平息。对于这起事件发生的原因，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表示，有天然气加气困难、黑车营运以及其他一些因素，但主要原因是有的出租汽车公司对出租车驾驶员所收的“份儿钱”每天增加了50元~70元，由此使驾驶员的收入全年将减少2万元以上，从而加重了出租车驾驶员的生活负担，增添了他们的生活困难。(人民网11月5日)

　　重庆市政府已很快责成各出租汽车公司将“份儿钱”降回到去年水平，既然提高的份儿钱被取消，说明其不合理；政府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也说明问题并不是很难解决。那为什么在罢工前没有得到及时而有效的解决？出租车司机不可能没向有关部门反映过问题，为什么反映得不到重视呢？

　　老百姓通过正常渠道反映问题，往往得不到重视。一旦矛盾积累，引起民愤，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这在时下似乎司空见惯，如瓮安群体事件和海南文昌冲击派出所事件即是。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有增多趋势。通过群体性事件甚至是打、砸、烧，引起重视，从而最终解决问题，这本是一种反常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但如果老百姓通过正当渠道反映问题、表明诉求，却总是得不到理睬，或解决问题的效率极低而老百姓付出的成本又极高，那老百姓就只能寻求极端方式。而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又极为快捷有效。久之老百姓就误以为，只有把事情闹大才会解决问题，并且形成对这种途径的依赖。于是乎，通过把事情闹大来解决问题，就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反常现象。

　　但这种后果是非常可怕的。我们设立了那么多机构和解决问题的程序，老百姓却不选择这些程序，那它们就形同虚设。这样，一方面，导致社会资源浪费，让社会徒费成本；另一方面，这些机构和程序存在的正当性将会受到影响。

　　群体性事件不光造成经济损失，对社会秩序、人们的思想信念也会造成很大影响。更严重的是，当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时，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将会受到拷问，政府的合法性也将受到极大伤害。因此，一定不能让“闹大才有人管”成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