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采萍

　　越封闭的权力系统，其贪渎和官僚的问题越严重。两大部委一定会动员一切资源，向更高层级管理者游说自己的方案。但是，这样傲慢的辩论，再激烈也不过一次权力的华彩表演，任何一方胜出，都不能带给民生什么真实的福利。

　　国务院两大部委———卫生部和人保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就医改方案激烈交锋。这场尚无结论的争辩，牵扯出医保制度特别是基本药制度中，过去一直暧昧不明的利益纠葛，使公众得以一窥医改难“改”的深层原因。但是，两大部委不遮掩矛盾的态度虽有新意，却并不意味他们博弈甚至最后达成的就是公正。相反，两个强势发言者之间的争吵越激烈，越反衬出医改的其他参与方仍然寂寂无言、无能为力。如此“交锋”的结果，真能让新医改走出利益魅影笼罩，福泽十数亿国民吗？

　　毫无疑问，新医改要割除“滥贵”毒瘤，基本药制度是绕不开的重点。而正是在这一领域，卫生部与人保部的争执极为激烈。从表面上看，人保部作为“掏钱”一方，希望制约医疗机构对高价药的偏爱，其谈判筹码是社保的支付能力；而卫生部则强调对基本药产、销、用的强制管理，说透彻一点，就是进一步加强卫生监管的权力。

　　两种方案的分歧，体现了目前医保制度下，社保系统与卫生系统的现实矛盾：社保部门既对医疗机构排斥基本药、偏爱高价药非常愤怒，又高度怀疑卫生管理部门对医院的庇护甚至是分肥；卫生部门则无法容忍社保机关对医疗专业性的干涉与挑战，担心外行领导内行，最终扭曲医疗事业的目标。但是，由于双方各有“把柄”落在对方手中，比如：许多社保定点医院医生开“大药方”“贵药方”的现象相当普遍，卫生部门查来管去，效果并不怎么样，很难向社保支付机构交代；而各级社保指定的“报销药”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常常遭患者和医生批评，社保部门对此的反应却相当迟缓……因此，双方相互指责在基层早已非常普遍，这次两大部委激烈交锋，不过是问题上交和表面化的结果。

　　那么，对基本药的生产、采购和指定使用各环节，引入一个新的管理权力或者加强原有管理权力，能够彻底解决其见利忘义的问题吗？

　　恐怕未必。现在有一种新的趋势，就是这两股力量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比如很多制药企业开始向社保管理者“公关”，而牵线人自然就是医疗卫生界人士。而社保机构或其工作人员违法违纪的常见模式，就是勾结医疗机构，骗取社保资金。那么，两大部委角力，即使有所谓“结果”，又如何保证这个好的制度在现实中得到落实，特别是当它面对巨大利益诱惑时。

　　难道新医改的核心问题终将无解？又或者，矛盾继续上交，交给副总理、总理去平衡解决吗？

　　实际上，老医改也好新医改也好，一直有两个巨大的相关群体始终保持着沉默———说“保持沉默”其实并不准确，因为他们从未获得过真正的发言权。关于公众为什么无法参与医改实质性讨论，舆论的批评已经相当多了，我们无需赘言。而另外一个同样被严重忽视的“沉默大多数”，就是广大基层医务工作者。

　　在公众眼中，医生属于医改的“强势集团”，是“看病贵、看病难”的最大受益者。但实际上，在现行医疗体系内部，“权势价值”对专业精神与专业素质的分化扭曲也是极为严重的。在本报今日的《新观察》版，一名曾经的“既得利益者”终于站出来，揭开那些见不得人的潜规则。他向我们揭示的最骇人听闻的事实，既有“患者受害于医生”的怪现象，也有医生被医院、被医疗官僚体制，压迫和摧残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职业悲剧。他们，特别是他们中的基层工作者和优秀人士，难道就不痛心于医德医术的堕落沦丧，就不痛心于“大爱”理想被庸俗权力体制压制消灭吗？那么，又是什么阻止了他们的良药箴言进入医改大讨论？

　　中国向有“杏林春雨暖人心”的传统，然而现在，医生甚至成为所谓高危行业，不断遭受抨击乃至袭击。汲汲于权力分配的辩论者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真正危险。

　　事实一再证明，越封闭的权力系统，其贪渎和官僚的问题越严重。可以想像，下一步，两大部委一定会动员一切资源，向更高层级管理者游说自己的方案。但是，为何众多“专家”没有以热情的“推销”姿态，在报纸电视网络上向公众展开解释和征询工作？甚至对本系统许多基层工作者的悲观与怀疑都置若罔闻？这样傲慢的辩论，再激烈也不过一次权力的华彩表演，任何一方胜出，都不能带给民生什么真实的福利。

　　(本报评论员：刘采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