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涌 (发自美国)

　　奥巴马已经顺利当选为美国总统，中美关系将由此发生什么变化？这一点目前还很难猜测。毕竟美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太多；相对而言，中美关系在大选中并不是热点，现在也还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

　　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奥巴马是以“变革”为号召而当选的。在国际领域，奥巴马也抱有和布什非常不同的意识形态。我们有理由相信，中美关系不太可能是奥巴马式“变革”的例外，恐怕会根据白宫的新意识形态而调整。

　　奥巴马在对华政策上是个生手，如今他脑子里出现的十几个最迫切的问题，也许没有一个是中国问题。所以，中美关系大概目前还在他的助手和顾问们的把握之中，他个人在这方面没有花太多时间就具体的政策进行细致研究。即使他现在说了一些话，大概也是根据顾问的意见照本宣科，日后自己一旦认真对待具体问题而进行决策，现在说的话恐怕也未必兑现。这几乎已经是美国总统政治的常识，从前两位总统克林顿与布什上任前后在对华政策上的转变就能看出来。

　　不过，我们虽然不能预测奥巴马面临针对中国的具体问题时会作出什么决策，却可以知道他用什么样的视角去把握这些问题。在这方面，他和麦凯恩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大选过程中的一次围绕宗教问题的对话中，主持人问两人面对邪恶应该是什么态度。麦凯恩坚决地回答：“击败它！”奥巴马则说：“我们当然要和邪恶作斗争。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历史上的许多错误甚至罪恶，正是在我们自以为在与邪恶作斗争时犯下的。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觉悟。”在一次电视辩论中双方就伊朗问题交火。麦凯恩继续高举“战胜邪恶”的旗帜，称要和美国的盟友们建立一个“民主联盟”，共同对付伊朗。奥巴马则马上指出这等于排斥了俄罗斯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权，不可能有真正的效率。与在外交上持“新保守主义”的麦凯恩不同，奥巴马注意不单纯以意识形态左右美国利益，具体问题具体处理，所以在外交上大概会更强调技术性和操作性。

　　应该说，战后美国的外交一直被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所主宰。冷战结束后，苏联这个意识形态的对手已经消失，但美国外交的意识形态框架并没有解构。从1992年到2000年，每到大选，中国就成为热门话题。“9·11”后，恐怖主义成为美国的头号大敌，中国倒是成了合作伙伴，两国关系相对而言比较融洽。但是，这种关系无法被布什的“新保守主义”的框架所合理化，对美国而言，中美合作只能在“新保守主义”外交框架中作为暂时的例外而存在，具有极强的不稳定性。

　　奥巴马总统则将可能用多极世界秩序的理念，把中美关系作一番理性定位。双方的关系，可能进入“后意识形态”时代。他将加强与中国在贸易等问题上就事论事式的讨价还价。比如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知识产权的保护、环境和劳动条件、中国市场的开放性等等，都可能被推到谈判桌上。毕竟，贸易保护主义是支持他的一股巨大力量，他对这一派必须有所交待。

　　但总体来看，奥巴马上台对中美关系是个好事。中国正逐渐崛起为一个真正的大国，需要确认自己在国际秩序中正当的地位，也需要在贸易等问题上承担大国的责任。从积极方面讲，美国在产品质量、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压力，正好可以帮助中国建立健康的国内市场秩序。毕竟，中国的消费者和美国的消费者一样需要安全的产品。对知识产权的充分保护，也是中国成为创新社会的基础。在这方面，中国与其被动地对付压力，不如主动寻求合作，从美国积极学习相关的管理技术。同时，中国在与美国打交道时，也不妨从强调双方不同的价值观念，改为强调双方有一些价值观念实际非常接近、只是对这些价值观念的表达有所不同而已。这样才能帮助中美成为稳定世界秩序的重要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