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青

　　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中国时，送给温家宝总理一部中国作家李洱的长篇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的德文版。这本书在德国市场面世两个月，首印4000册全部卖完，后来又加印了四次，现在已经卖出1万本，成了一本畅销书。小说写的是一个村换届选举村委主任的故事，是典型的乡土小说，而且写的是当下中国乡村遇到的困难。事实上，这本书成了许多德国人甚至欧洲人了解中国的一扇窗户。

　　默克尔在与李洱聊天时，李洱说，“中国乡村是后现代、现代和前现代的混合，乡村是中国现实的缩影。”事实上，乡村不仅是中国现实的缩影，还是中国的文化密码。

　　在台湾，近两个月来，有一部电影搅得宝岛周身炽热。下至平民百姓，上到最高长官，统统为这部电影折腰。不同的人从这部电影中寻找到共鸣，有人读出了温情，有人看到了希望，马英九则看出了“坚毅勇敢的台湾精神”。

　　乡土中国是中国的现实，但如何传递这个现实却是另一个话题。在李洱的眼中，中国作家写乡土小说要么是桃花源、乌托邦式的，要么是用传奇的方法写苦难。而当下急剧变化、痛苦翻身的乡村还没有人写，在小说和其他文艺创作中很难看到真正的乡土中国。

　　《海角七号》却是一个例外，“乡土”二字正是这部影片传递和解答的一个文化密码。

　　现在的乡村几乎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就像罗大佑寻找自己的鹿港小镇，说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而现在的乡村不仅是霓虹灯，连最美的海景都被外来的开发者买下。为了宣传这个海景，要请日本的大明星来开演唱会。自己祖祖辈辈看了多少年的海景，突然被外来的开发者全权话事，这对当地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尴尬和屈辱。乡土文明面向现代文明时，不得不妥协和让步。坚持让本地乐团暖场，已经是一种最低的维持尊严的抗争。

　　再看看本地的年轻人，通常都出外发展，回来的也只是疗伤。这群人出场的时候几乎都是倒霉蛋：对台北失望、回到家乡的乐队主唱阿嘉，在异乡创业做小米酒生意、举步维艰的客家人马拉桑，唱诗班孤僻的小女孩大大，老婆跑了脾气暴躁的交警。

　　那七封古老的信和信上讲述的爱情故事只是包装和壳，壳子里这些鲜活的人的生存和抗争才是支撑《海角七号》的灵魂。这些被称为破铜烂铁的乡下人不气馁、不放弃，老的老，少的少，居然也组成了一个乐团，而且写出了歌，赢得了掌声。这部电影树立了两个偶像级人物，一个是乐队主唱阿嘉，一个是抱着月琴的茂伯，这是现代和乡土的两个代表。茂伯为了进乐队被迫放下月琴抱起贝司，但这个自称国宝的老人终于在台上拨响了三弦儿，而把摇铃递到年轻主唱手里，传统与现代在舞台上、歌声中终于融合在一起。茂伯用月琴赢得了尊严和掌声，而逃落回乡的阿嘉也终于在自己的乡土重拾自信，同时收获了一份甘美的爱情。

　　在传统现代对立的当下，这份包裹着爱情外壳的电影无疑替台湾指出了一条温馨和谐的共存之路。有人说，《海角七号》指出了台湾电影的出路和未来，但骨子里指出的又何尝不是台湾的出路和未来？如果看作是中国的出路和未来，也无不可。乡村不仅是中国的现实缩影，也是一个代代传承的文化密码。在传统乡土面临现代化潮流时，融合和取长补短，并不是什么独家秘笈。魏德圣和李洱把乡村的现实和抗争摊开在阳光下，结果一个发掘了坚毅勇敢的台湾精神，为宝岛打了气；一个打开了西方人了解和走进中国的窗户，都取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