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新生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国人口政策。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生育率下降，总人口中的劳动人口比重上升，出现了难得的“人口红利”。国际上一般把人口抚养比例小于50%称作“人口红利期”。然而，学术界普遍注意到，我国正在快速地失去“人口红利”，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中国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将会出现。

　　在这个大背景下，不少有识之士提出应该改变中国的退休制度，适当延长退休年龄，实行男女同时退休的制度。但由此而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也不容小觑。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的背景下，延长退休的年龄，无疑会使年轻人就业更加困难。为应对这种现象，一些企事业单位实行了所谓特殊退休制度——只要符合单位内部退休条件，就可以提前退休，享受退休人员待遇。这样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岗位紧张的压力，但却给用工制度和退休养老金制度的实施带来了许多变数。一些单位职工过早退休，从而使单位和政府不得不提前供养这些职工。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财政部副部长丁学东11月6日宣布，国家在明确最低退休年龄基础上研究建立弹性退休制度，将建立养老金水平与退休年龄密切挂钩计发办法，遏制不合理提前退休现象。财政部将理性安排财政支出，建立合理社会保障待遇确定和调整机制。(11月7日新华社)

　　由此可见，实行弹性退休制度，并不是简单地延长退休年龄，也不是改变现行男女不同的退休年龄规定，而是实行养老金与退休年龄挂钩制度，根据职工缴纳养老金时间的长短，确定退休的时间。这项制度在我国香港地区乃至其他国家都已经广泛实施。其核心价值就在于，充分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真正实现多劳多得。

　　退休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假如不区分行业和地域，简单“一刀切”，那么，虽可减少政府管理成本，但却大大增加整个社会的运营成本。当前我国工资制度改革尚未彻底到位，工资中的行业特点、地域特征尚未完全体现出来。所以，退休制度改革必须以工资制度改革为前提，必须在完善职工收入分配制度的前提下，确定合理的、具有弹性的退休制度。

　　退休制度改革目前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不同性别、行业、地域和岗位的职工，是否实行统一的退休规定？假如在退休制度中考虑性别、行业、地域、岗位因素，那么，会不会出现人力资源异常波动问题？其次，退休之后，是按照全国统一的标准发放退休金，还是区分不同性别、行业、地域、岗位的职工，制定不同的退休金发放标准？假如分别制定退休金发放标准，那么，会不会出现性别、行业、地域和岗位歧视？第三，在实行养老金与退休年龄挂钩的情况下，会不会因为职工所在行业收入较高，或者所在地域普遍收入水平较高，而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

　　这些问题都需要决策者考虑。显然，如果由单个部门制订、改变我国的退休制度，很可能会引起广泛的争议。

　　退休制度改革应当包括内容和程序两个层面含义。如果程序不科学，改革就会产生巨大的社会震荡。我们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充分听取人大代表意见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调研活动，并且将搜集到的各种意见张榜公布，进一步鼓励职工参与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逐渐寻求共识，并用法律凝聚共识。

　　有些情况下，改革的路径比改革内容本身更重要。现在，我国养老金缺口巨大，而职工的健康水平又有大幅提高，所以，退休制度改革很可能会产生错误的思维定势，那就是通过延缓退休时间，解决财政资金缺口的问题。在我们看来，退休制度的改革，既要考虑到财政问题，但更要考虑到就业问题。假如能建立弹性就业制度，充分发挥退休人员的作用，改善社区服务，减少政府在某些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支出，同样可以减轻财政负担。

　　总之，退休制度改革，决策者应广纳善言，综合考虑就业岗位、财政负担、职工健康水平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充分保护公民的劳动权和休息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