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敏　

　　事发深圳市宝安区的围攻交警中队事件，在当地有关部门垫付经济赔偿、刑拘肇事的政府工作人员等系列措施之后，于8日上午基本平息。　

　　据报道，事件发生后，深圳公安部门一直保持高度克制。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在最近一期《求是》杂志上撰文指出，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必须坚持“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坚决防止因用警不当、定位不准、处置不妥而激化矛盾，坚决防止发生流血伤亡事件。目前来看，深圳警方在事件处理过程中遵循了“三个慎用”原则，避免事态扩大，这是值得称道的地方。　

　　事件虽平息，留下反思不少。据广东当地媒体报道，3年前东莞市也发生过一起类似事件，起因同样是摩托车驾驶人员逃避检查。事件以相似面目一再发生，其后必有某种结构性的矛盾，存在大的背景。这一背景，恐怕正是广东已实施多年的“禁摩”政策。　

　　出于交通与治安方面的考虑，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广东一些城市开始限制摩托车上牌与出行。进入21世纪，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先后实施全面“禁摩”，一些城市提出让摩托车从市区“从此绝迹”的目标。　

　　广东“禁摩”以来，争议一直不断，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摩托车是不少中低收入者的生计，禁摩等于是断了他们的生活来源。二是在公共交通网络无法全面覆盖的情况下，摩托车满足了部门市民的出行需要。　

　　本次深圳袭警事件因摩托车驾驶者逃避检查而起，可以说正是“禁摩”与客观需求之间的公共治理矛盾的表现。我们暂且不论“禁摩”之举是否科学与正当，至少在该项政策的实施过程以及配套措施方面，存在失误与生硬粗陋的可能，这也是深圳袭警事件应该反思的地方。　

　　说到“禁摩”，武汉市民很容易想到“禁麻”。2003年，武汉市用不长的时间，让数万辆“麻木”退出武汉街头，顺利解决了这一困扰武汉十多年的难题。武汉“禁麻”的公共治理经验，也许能对人们思考深圳袭警事件有所帮助。　

　　当时武汉的“麻木”车主大多是残疾人或下岗失业职工，涉及到10多万人的生计问题。“禁麻”之前武汉有关部门进行了长期社会调查，制定了从安置和保障车主，完善公交路线，到出租车起步价降至3元等一整套措施。览阅当时的媒体报道，武汉“禁麻”虽涉及面广，问题复杂，但获得了市民的广泛支持，也未引发社会动荡。　

　　我们不能说深圳“禁摩”一定没有类似措施，事实上城市市情各异，也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法宝”。但无论如何，简单、粗线条的旧式城市管理思维应当被摒弃，暂时压服或掩盖的利益矛盾总会或迟或早、这样那样地表现出来，给城市和人民带来伤害。更人性化、更精细以及更多利益综合考量的治理方法，应当成为更多城市的本能选择，我们的城市和部门不能不察，不能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