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晓鹰

　　近来出现的一系列事件，如添加三聚氰胺的“三鹿奶粉”、大连一食品公司出口的个别批次鲜蛋中含有三聚氰胺等，集中暴露了经济诚信、政务诚信和社会诚信的严重缺失，也再次向全社会敲响了道德危机的警钟！

　　我所以要提及这些事件，并且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不久前，一个欧洲的朋友曾经问过我：为什么孔子和他的儒学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文化符号会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得到复兴？我想，今天的中国人所以会敲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的晨钟暮鼓，就是因为感到了在经济高速发展中一种道德危机正在逼近中国。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人希望用以道德为中心的千年儒学来匡正不良的社会风气，从而求得经济发展进程与社会健康和谐之间的协调与平衡。

　　不久前，罗马教皇在巴黎对成千上万的信徒说，人对物质利益的无节制追求是当代世界的万恶之源。言之凿凿、言犹在耳啊！一个月内，北美欧洲就发生了有可能是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孔子不是教皇，他的儒学也不是宗教，但是儒学同样推崇一种无所不在具有惩恶扬善超自然威力的“天”。统治者的权力为天命所赋，故为天子。天子的言行举止符合“天”的意愿时，其统治就有合法性并且能持续下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儒家的这个天意是与儒家的人伦道德观合为一体的。即所谓天命无常，惟道是处，顺应天道，才能长治久安。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发现：在孔子和儒学大师的眼中，圣人君主帝王之道其实就是儒学的道德传统。这套天人合一的“天命观”无形中把道统凌驾在了王权之上。更为有趣的是，儒家那套“民为贵，君为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理论又把老百姓的利益与天意做了某种程度的结合。

　　我所以要简述儒家的天道观，是要说明，儒家在辅助统治者的同时，始终有一种从孔子的世界观中衍生出的道德自主性。而这种自主性又使儒学找到了制约皇权和一切统治者的立足点和支撑点。为什么中华文明在茫茫数千年的传承中总有一种道德立国的立场和精神存在其中呢？奥秘大概就在于此。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不难明白，在今天的中国，为何孔子能够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符号得以复兴。首先是发展中的中国需要它。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为金钱“正名”、为物质利益说话，调动起人们对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的向往，把中国公众从个人崇拜的现代迷信中解放出来。30年过去了，中国人对“神”的崇拜心理不断弱化过程的同时，却是一个对“金钱”的崇拜心理不断强化的过程，也是对物欲给予肯定甚至是给予放纵的过程。然而，到了今天，当全社会的道德失范危机临近时，中国发展路径的设计者们终于发现，道德水平的提升与经济的发展并不矛盾。一个失信的国度，一个失德的民族，一种充满欺诈行为的恶劣经济圈，怎么可能得到全球经济的认可与尊重？同样，一个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所必须的社会信用体系，没有良好的社会职场与公民道德的配合与支撑，也只能是无稽之谈。

　　孔子及其儒学得以复兴的最大需求，当然还来自13亿中国民众。30年前现代迷信的受害者，当下又成了道德失范的受害者。这种伤害的含意包括两层。一层是来自外部的伤害：被不法奸商骗诈侵害。另一层则来自受害者内心的“魔鬼”。为图一时小利，最终却害了自己。这种在造假制假售假中走向毁灭的“小人物”的可悲命运，在今天的中国难道还少吗？

　　实际上，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也在希望着孔子儒学的复兴。今天欧美国家的经济危机使人们越来越多地青睐那些所谓的“道德银行”。这些银行的投资方向主要是环境保护等体现普世原则的事业，因此使人感到了它们的社会责任感。无独有偶，早在5年前，深圳市一批企业就自动联合成立了一个企业自律组织“诚信联盟”。几年下来，良好的社会声誉使该组织中的成员获益颇丰。然而，在许多地区，情况却与此相反。初期市场经济的潜规则使很多诚信守法企业岌岌可危。无疑，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急需有一种强大的精神支柱来支撑自己。这，当然会首推孔子和他的儒学。

　　社会希望儒学复兴，公众和企业也把市场经济的规范与孔子的道德规劝联系在一起。作为东方传统文化的总体代表，孔子当然受之无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儒家文化是在中国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中产生并成长的，它的思维模式、心理模式都强调的是求同守成，把变革变异视为对儒学的叛逆。这种本质上的缺陷和潜在的不足，也是它后来遭到许多人批判的主要原因。

　　因而，今天对儒学的正确态度，仍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那么它的复兴就是应有之义了，中华传统文明的延展和继承就会有一个更加广阔和光明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