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洪波

　　以出租车运营管理问题来说，有了重庆事件，各地就应当举一反三去处理类似问题，而不必等到又有了出租车罢驶事件才去积极应对。一个正常的社会，在突发危机出现以后能够温和、理性地解决，是极为必要的。

　　据新华社昨日报道，三亚出租车司机罢运与重庆的主要问题一样：出租车承包金高、黑车多。

　　重庆有关领导认为出租车司机停运是“事出有因”，问题解决得很快。既有重庆解决方案在前，三亚应该可以期待照单处理在后。打击黑车，是基本的市场秩序问题；政府明确表示承包金要降低，如何落实关涉政府信用。这两个问题都直接影响出租车司机的利益。

　　重庆和三亚出租车行业的问题，在国内许多城市普遍存在。从突发事件的处理方式来说，温和的协商会替代强硬的压服，重庆罢运事件的处理，使人们对三亚罢驶事件解决能够抱以一定程度的期待。

　　以出租车行业为例，目前国内相当一些城市都采用了控制总量、公司经营、司机承包的模式。政府部门控制行业规模和营运价格，出售经营许可；出租车公司购买许可，向司机发包；出租车司机向出租车公司交费。在这个链条中，司机承担着很大的经营责任，黑车和不合理的承包费直接损害其利益，一旦地方政府打击黑车不力和公司擅自提高承包费，就可能成为矛盾的焦点。重庆和三亚罢运事件，提示有关部门对具有普遍性的出租车管理体制问题，有必要着手进行整体改革。

　　不仅如此，重庆出租车事件的解决方式，可能影响到其他利益损害与利益维护领域。在利益主张与利益协调的良性互动中，随着政治理性和社会理性有望生长，新的社会博弈过程有可能走出强硬对抗的窠臼。

　　然而，问题是否要发展到冲突明显表现的程度才予以解决，这是一个新的问题。在冲突明显表现出来以后，温和地加以解决，这种新的方式需要形成机制，另一个方面是，如果所有的利益冲突都要等到形成突发事件才去解决，那也无非是一种善后而已，温和虽然可资称道，但反应不敏仍是大害。

　　以出租车运营管理问题来说，有了重庆事件，各地就应当举一反三去处理类似问题，而不必等到又有了出租车罢驶事件才去积极应对。一个正常的社会，在突发危机出现以后能够温和、理性地解决，是极为必要的。但同时，正常的社会又理当视出现突发危机为严重情况，努力避免事情走到这个地步。事情不闹大就不能解决，是积累怨气的做法，会诱使突发危机变得经常化。

　　按照信访条例，多人上访需选派5人以下的代表反映情况，但三亚上访司机们始终不愿意选派代表与政府部门谈判，因此双方直至昨日下午4点疏散时止仍未进行接洽。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细节，显然在司机们看来，维权背后的风险仍在。

　　此次事件仍处于理性解决的轨道，出租车司机要求成立出租车司机自己的协会组织维护自身利益。事实上，正是因为代表出租车司机利益的协会缺乏，容易导致其利益主张无法及时和经常地表达，从而累积矛盾，爆发危机。一切自发行为，都会增加失控的风险，而有组织的利益诉求行动，却更容易保证秩序。建立真正的社会中介组织，在利益冲突日渐增加的情势下，已是突出课题。

　　□刘洪波(湖北 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