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祝颐

　　在经过一年多的小范围试点后，湖南长沙将全面加强对党政“一把手”的权力监督。13日召开的长沙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上，一份《关于加强对县(处)级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正式下发。根据《规定》，今后县(处)级党政正职须及时、如实以书面形式向长沙市纪委、市委组织部报告个人事项，其中要求“一把手”应及时报告本人婚姻变化情况。(11月14日《新京报》)

　　长沙市在小范围试点的基础上，出台规定，全面加强对党政“一把手”的权力监督。从住房、婚姻、出国、交通工具，配偶、子女从业、定居等11个方面，对“一把手”向纪委、组织部门报告个人事项，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应该说，如果这些“一把手”如实向组织报告本人、配偶及子女相关事项，有利于有关部门掌握官员廉洁自律情况，是从源头约束官员贪腐行为的一项积极举措，值得肯定。

　　表面上看，让官员报告婚变情况与配偶、子女的相关信息会涉及到个人隐私问题。但是官员作为公众人物与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其权力使用应该受到必要的监督和约束。在一定意义上讲，官员(特别是“一把手”)的隐私空间应该比普通公众小一些，其本人及配偶子女的从业、定居、婚姻等有关信息并非单纯的个人隐私，而是一种特殊的公共资源。权力监督部门与社会公众有权知晓这种公共资源。在这方面，美国上世纪70年代通过的《阳光普照法案》值得借鉴。该法案规定：公务人员必须保证对社会的“普惠”原则，也就是说拥有公众权利和公共资源的人，必须要尊重公众的知情权。

　　当然，让“一把手”向有关部门报告本人及配偶、子女相关信息只是落实权力监督的第一步，如何让公权力真正受到监督与制约才是问题的关键。

　　如果只限定有关部门掌握情况，不仅公众的知情权得不到满足，而且官员容易隐瞒、虚报有关信息，其监督效果也将大大减弱。

　　因此，我认为，有关部门还应该向社会公开官员相关信息。比如，通过政府网站向社会公示，接受公众质询，等等。关于向社会公示官员信息、接受公众质询，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可以找到依据：“除了条例规定的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

　　只有把官员及其配偶、子女相关信息从报告向公开，由内部公开向外部公开推进，舆论监督力量被充分调动起来，对官员的权力监督才能真正实现从内部监督向外部监督的转变。官员及配偶、子女的信息报告才能成为制衡权力滥用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