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贵峰

　　数据显示，10月份全国财政收入5328.95亿元，同比下降0.3%。其中，中央财政收入2776.38亿元，同比下降8.4%。这是我国自1996年以来12年单月财政收入首次出现负增长(《证券时报》11月14日)。

　　“财政收入12年来首现负增长”，这样一个消息，乍看虽然显得有些“扎眼”，其实并不意外。这既是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经济衰退背景下，国内经济“下行”趋势的一个自然反映，更是最近以来，我国政府力行各种以“减税让利”为重要内容的救市措施的一种具体体现。

　　也许，单纯从政府立场上看，此一财政收入首次负增长的情况，会让有关部门感到不安或者至少是不太习惯，不过笔者仍然觉得，总体而言，这不失为一件好事——起码，它在遏制长期以来政府财政收入过快畸形增长，矫正不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上，不乏积极价值。

　　众所周知，很长一个时期尤其是最近几年来，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一直不正常、不合理。即，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政府与企业尤其是政府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而居民所占的比例却不断下降、萎缩，具体表现在：财政收入多年以来一直以远超于同期GDP的增速高速增长，而居民收入的增长却不仅低于同期财政收入，也低于GDP增速。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79年至2007年的三十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速为9.8%，而同期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增速仅分别为：14.1%和7.2%(城镇)、7.1%(农村)。这样一种增长和分配格局，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数据来源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而就目前“扩大内需”、“保增长”的调控需要来看，上述“财政收入负增长”的正面价值还体现在：一方面，它有利于为提高居民收入、进而促进其消费创造和提供某种条件和契机。在固定期限内，国民收入总量是一定的，如果政府财政拿走的少一点(负增长)，那么，居民能拿到手的就会相对多一点，并由此增加消费能力，刺激经济的恢复和增长。事实上，这也正是为什么当经济不景气时，“减税让利”往往成为各国政府“救市”的首要选项的根本原因所在。

　　另一方面，财政收入负增长，也有助于从反面促进或者说倒逼政府自身的节俭节约，迫使其压缩开支、“过紧日子”。毋庸讳言，长期以来，伴随政府财政收入高速增长，政府自身行政成本、职务消费一直居高不下。如有数据显示：从1978年至2003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从不到50亿升至7000亿，增长达87倍；几乎与此同时，我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增长了140多倍。公车、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公款消费不断膨胀、难以遏制。以公车为例，2005年全国政府公务用车采购金额为600亿元，2006年则达到创纪录的700亿元(《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8月28日)。

　　对此，政府有关部门显然已有所意识，如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要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格控制一般性开支，严格控制‘人、车、会和网络、招待’等支出增长，严格控制党政机关楼堂馆所建设，坚决制止各种铺张浪费”。果真如此，我想，那必将不仅是政府廉洁之幸，亦是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和谐健康发展的民生之幸。